□桐城陶善才
　　早在2007年，安徽省社科界评选公布了“安徽百位文化名人之星”，方维仪与其侄方以智都跻身其中。那时我就想到，方维仪、方以智都应该有个传记。然而，现实是当代的人们对方维仪、方以智还是很陌生的。尽管在历史上，他们都博学才高、声名远播。
　　清初词坛领袖陈维崧，曾在其《妇人集》中称赞：“桐城姚夫人，无大师（方以智法号无可）姑母也。酷精禅藻，其白描大士尤工。所著《清芬阁集》，文章宏赡，亚于曹大家矣。”这位桐城姚夫人就是方维仪，是百科全书式大学者方以智的姑母，号清芬阁。她的画作被时人称为“妙品”，诗文集也备受历代选家重视。明末清初的王士禄，选辑古今闺阁诗词汇成《然脂集》时，特取方维仪为“当代之冠”。沈德潜在《明诗别裁集》中感叹：“如读杜老伤时之作。闺阁中乃有此人!”
　　历史文化名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创作历史文化名人传记，理应是当代作家的历史责任。但说老实话，创作者仅有强烈的使命感是不行的。经历了近十年的准备，2017年决定动笔来写桐城明代才媛方维仪时，我感受到的压力，比当初写《大明奇才方以智》的压力更大。
　　对这样一个历史上颇为有名、且其人生经历很传奇，当代却又几乎不为人知的古代才媛，究竟用什么笔触去创作？是从出生到去世的平铺直叙，还是选取主要事件来钩沉往复？能否闯过性别关、心理关，探究方维仪的隐秘心曲？能否还原历史现场，让其从历史中走出，鲜活地走到读者面前？当我决定写《方维仪传》（安徽文艺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时，这一系列自我设问，都让我颇为犹豫。方以智在《诗说》中指出，“读书深、识力厚，才大笔老，乃能驱使古今，吞吐始妙”。这无疑也是创作历史名人传记的基本要求，对照这个要求，我深深感到道远途艰。
　　首先是资料搜集不易。时间的沉沙淹没了多少历史的烟云。尽管方维仪在历史上颇有声名，被时人誉为“今之大家”“一代女宗”。她的堂弟方涂山曾有诗赞曰“清芬才调更绝人，诗文秀洁无纤尘。书法直追王子敬，绘事不让李公麟”。但她秉持“女子无仪，吾何仪哉”的观念，“离忧怨痛之词，草成多焚弃之”，作品大多草成即焚弃，汇编成集的只是一小部分。即使如此，也不那么容易查找，她的诗文佚失太多。
　　其次是形象解读最难。“彤管流徽，吾桐最盛。”这是清人方于穀在《桐城方氏诗辑》中的自诩。《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稽考》收录明清两代安徽才女617人，其中桐城一县就有才女152人，为安徽诸县之冠。但总体看来，桐城古代才媛的研究，还基本局限于学术象牙塔中，停留在诗词评价、人生简介层面，且多有重复推论。方维仪也不例外。相比较而言，其侄方以智的佚作近几十年来不断被发现、被整理，方以智研究正在成为显学，方以智传记如今也有多种面世。而有关方维仪的研究还偏少，那概念化、抽象化的“才媛”形象，仍然是模糊不清的。
　　再次是时代背景复杂。方维仪所处的时代是明末清初，经历了天崩地坼、国破家亡，故乡沦为战场。方维仪白头逢世乱，千里流离。方氏家族也发生了各种大大小小的事件，诸多人物或战死沙场、或逃禅潜隐、或因报国无门而忧郁病卒，著述在后来几乎都被禁毁，这也为研究方氏人物特别是女性人物带来更多的困难。
　　最后是涉及地域文化和人文地理。历史名人不是孤立地存在。方维仪所在家族是著名文化世家，与本地张姚马左盛吴何赵等文化家族数百年来盘根错节，这些家族涉及的历史名人多、学术大咖多，如何梳理他们之间复杂的姻戚联系和学术纽带，也是巨大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以古人之规矩，
　　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深深触动着我、激励着我。随着搜集的史料越来越多，逻辑推理越来越细密，诸多难关终于一个一个地闯过了，方维仪也从历史上无数古代才媛中“独立”出来，形象在我的脑海中逐渐鲜明起来。
　　在众多师友的关心鼓励下，桐城古代才媛的第一本传记——《方维仪传》，终于付梓了，而我并没有舒了一口气的轻松。方维仪有诗曰：“多少苦心人，虚帏坐渺然”。十多年来的史料整理，四年多的寒暑坚持，虽然苦心孤诣，但读者才是最后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