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张宏明
　　由长丰县文化和旅游局编著的《楚玉遗珍——长丰出土战国玉器》（安徽美术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终于得以出版，这是我省文物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长丰县继杨公楚墓发掘四十年后，对玉器界的又一次新贡献。
　　对于长丰县而言，编著这样一本图文并茂、蕴涵深邃的文物专业图录，实属不易：一是散落各地，收集不易。杨公玉器出土后，因其价值巨大而分属故宫、省所、省院和长丰四个单位，不同的管理方式和保管措施，致使拍摄、测量和每一件玉器的仔细观察描述，都增加了不少实际操作上的困难；二是楚玉精深，著录不易。杨公战国墓先后经历四次发掘，共出土陶、铜、玉各类遗物200多件，由于当时只发表两篇简报没有出版专著，不能全面反映玉器的全貌，而发掘者和保管者又一直没有对这批楚玉进行系统的研究，致使这些玉器虽然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但系统性图像资料却明显不足，只是特别出彩的几件器物，往往散见于有关图录书籍之中；三是人才缺乏，钩沉不易。长丰是一个1965年建县的年轻新县域，文物考古方面专业人员不足。缺少了这些基本条件，要想深入地挖掘楚国玉器的文化内涵，展示二千多年前具有战国时代最珍贵、最高贵、最宝贵的“楚玉精华”，长丰县面临的重重困难，真的可以想见。
　　但是，事在人为就不难。《楚玉遗珍——长丰出土战国玉器》这么一本专业性很强的文物图录的出版，本应该是省级专业机构才能完成的著作，最终却由长丰县文化和旅游局来实现了，这是值得思考和总结的事情，同时对其它拥有丰富文化资源的市县来说，不无积极启发的作用和功效。从时代而言，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在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大发展前进的同时，对人文社会的思想改变，更有了翻天覆地的核裂变作用，优秀文化遗产再也不是需要毁灭清除的“封资修”，而是重新恢复其“历史文明”的定位，赢得了全社会、全民族的普遍尊重。仅就玉器一道言之，从改开之初的《中国玉器全集（六卷）》，到后来的《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十五卷本）》，再到《中国玉器通史（十二卷本）》的出版，引发了参与度空前的举国上下热爱、鉴赏、收藏玉器的潮流，这是大的时代背景使然，没有这样的社会氛围，长丰玉器一书很难出版。
　　长丰杨公出土的战国古玉只有69件，以其数量要编成一部厚实的著作其实并不容易。为了弥补这一缺陷，编者通过运用现代技术手段予以文字和图象上的展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部拥有159个页码的著作，有着如下两个最大的特点：一是玉器照片的清晰传真，每件玉器都不少于两幅图像，或原大、放大，或局部的微痕特写，尽可能地向读者透露玉器工艺上的信息。摄影者程京安与钱玉春（钱币专家），两人都是安徽文博系统知名的专业摄影家，曾经参与多部文物图录的摄像，对器物、光圈、色调、图形和折射率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把握，从而保证了图录的质量。二是本图录的内容与通常的文物图录存在要素偏少的状况不同，集学术性和普及性相结合的特色，使其可以在众多的文物图集中“脱颖而出”、秀呈一枝。孙朝峰在书中撰写了一篇文字长达近二万字的《杨公出土玉器概述》，从墓地概况、出土玉器的种类和特征、出土玉器的造型纹饰与特征、杨公墓地出土玉器工艺分析等四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概括分析与归纳研究，从中我们才得以知道：玉器出土地原属寿县，上世纪被桂系军队挖掘的“李三孤堆楚王墓”，就在墓地南2公里。杨公与朱家集一带，是一处规模较大的战国晚期楚国国君及贵族墓地。不仅如此，对杨公出土的69件玉器，除图片展示外，从编号、定名、出土时间、墓葬号、尺寸测量等要素外，每一件玉器都有专门释文，系统介绍质地、沁色、形状、工艺、功能、用途、价值与相关文献记载，对于普及玉器知识和传播玉器文化，可以起到促进专业研究和惠及大众读者的作用。与安徽省过去出版的《安徽馆藏珍宝》《文物鉴定四十年》等大型图录所具有的“合成研究成果”特点相比较，显然此书继承了上述书籍的优点，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艰难积累、自我加压的新路径。
　　当然，本书也有不足的地方。如果从尊重前人劳动成果的角度出发，我觉得可以把原先的两次考古简报作为附录列入，甚至可以把当时主持人、参与者乃至县文管所的人员注明，既是一种历史，也是一种比较。美玉往往有瑕，而瑕不掩瑜。这点小遗憾，并不妨碍长丰的这本玉器书，成为国内近年出版的最有学术价值的书籍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