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慎毅
　　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由于其效率优先、方式灵活，向来是基层治理的重要手段。当前，基层治理强调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特事特办作为一种非正式治理方式，容易与之产生冲突。既要特事特办，又要依法依规，不少基层干部时常因此陷入两难窘境。（6月9日半月谈）
　　特事特办，最初是改革开放初期支持特区建设的一项特殊政策，后来演变成一种突破惯例、提高效率的特殊方法，并逐渐延伸、固定下来，通常以领导批示指示、集体会议决定等方式推进。可以说，特事特办主要是基于法律滞后于形势发展，不得不特事特办。
　　到了今天，我国在不断修订法律和出台新法律的过程中，法律滞后于形势发展的问题已经逐步得以解决，再加上随着“放管服”改革的不断深化、数字政府建设的加快，现实中很多特事特办的问题其实不需要特事特办。但是，半月谈记者发现，时下一些部门特事特办常以“白头文件”、内部通知、微信指令等形式下达，缺少正式文件，还要马上执行。
　　在半月谈记者采访的5个特事特办的实例中，有的是因为缺少未雨绸缪，缺少调查研究；有的是上下级之间缺乏信息共享，该提前做的工作没提前做；有的是政府领导把重点工程当成了自己任期内的政绩工程，从而不尊重企业的实际；有的是上级的特事特办其实就是走关系，成了“私事特办”。
　　由此可以看到，一些地方所谓的特事特办，主要还是“放管服”改革不到位造成的。
　　一些部门不去更好地优化营商环境，不去更好地履行“接诉即办”“未诉先办”，为了“效率”，借“改革”“创新”之名，随意突破既有法律，习惯于“特事特办”，这样反而会欲速不达、事与愿违。企业会认为，今天你可能为了让企业更快开业突破法律，明天你也可能为了打压企业突破法律。老百姓会认为，政府本来有能力解决的民生问题拖着不解决，矛盾激化了就来个特事特办。与其搞这样的特事特办，反而不如加快“放管服”改革来得靠谱。
　　少一些特事特办，多一些有事快办，就要做好“放”的减法，降低准入门槛，在“放”上用好清单制；做好“管”的加法，维护市场秩序，在“管”上加快推进信用体系建设；做好“服”的乘法，优化办事流程，在“服”上积极搭建城市治理的参与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