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高考，第一场临近开考之前，下起了暴雨，而我没有带伞。考点有两栋教学楼，我的考场在南楼，在我走到北楼的时候，天空像一只突然掉了底的水盆，水柱劈头盖脸地砸了下来。我站在楼道里，望着百米之外的南楼，很着急。擎着伞的考生们一拨一拨从身边过去，我总算看到个同班同学，是个男生。我叫他：“王中福！我没有伞！”他把伞伸过来半边，我顺利地进了考场。这个同学，在那次之前我们从未说过话，而在高考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但我一直记着他，想起来就很感激，他是我的人生中在节骨眼儿上适时出现的贵人之一。
　　但这并不是我高中阶段最大的一场雨。
　　高三时我们换了个语文老师。新老师四十来岁，圆脸大眼睛，长睫毛忽闪忽闪的，又加上她的身高大约只有一米五，看上去就像个大洋娃娃。她第一节课做自我介绍时，说自己是个爱书如命的人，还举例说她女儿从小到大都被她捧在手里，只有一次她骑自行车带着女儿，后座上的女儿遗落了怀中的一摞书，把她心疼得呀，差点没打女儿……同为爱书之人，我对她产生了亲近感。
　　没想到一场噩梦就此开始，而且揭开噩梦幕布的正是这个洋娃娃一样的老师。为了隐去她的真姓，我姑且就称她为“娃娃老师”吧。
　　以往的作文课，老师有时会在上次布置的作文中挑一些写得好的来读，边读边分析，供大家学习。可是娃娃老师加了一项——读最差的作文。第一次上这种课时，娃娃老师将一本作文用力甩在讲台上，翻开读了一段，然后说：“写作文不能胡说八道，像这位同学对生活常识一窍不通，就是胡说八道！还有人说这位同学在报纸上发表过文章！就这水平，我都奇怪是怎么发表的！”她没有明说我的名字，但我知道她读的是我的作文，且周围的同学目光纷纷投向我，因为当时我们班只有我一个人在报纸上发表过文章。
　　被她读出来大批特批的那一句是这样的——“听长辈说五六十年代鸡蛋才一分钱一个，就那他们也舍不得买。”但是她没有读“五六十年代”，说：“一分钱一个鸡蛋，真是笑话！我现在给你一分钱，你给我去买一个鸡蛋来！”我以为我是写漏了这几个字，但是作文本发下来一看，并没有漏，她读的时候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把这几个字跳过去了。
　　第二次作文课的反面教材，还是我的作文。具体什么内容我已经忘了，但接下来她说的一句话，真是让人无法忘记——“这位同学的文章如果能发表，我把头割下来！”我被吓住了！我的作文写得有多不好，才值得她发那么重的誓呀！
　　第三次的反面教材，还是我。照例又带上了我发表过文章这个话题。
　　如果说第一次我还有辩解的念头，后来只剩不要被提到的愿望了。
　　我真的不会写作文了。一写作文就非常慢，因为老是思前想后，唯恐又会写成反面教材。
　　我一直偏科，考初中高中时，我的语文都是满分或接近满分，就指着语文能把平均分往上拽拽，而反面教材事件几个月之后的高考，我语文考了80来分，满分120。
　　我对文字也失去了兴趣。写是不写了，看也很少看。
　　后来有一次，跟数学老师马老师聊天，我说起这件事。他一听就笑了，说我给你讲个“先生背伞”的故事吧。
　　晚清重臣曾国藩年少时师从一位陈姓塾师。这个陈先生曾经当着众人的面，骂曾国藩是蠢才，并说“你将来要能中试，我替你背伞!”所谓“天地君亲师”，老师的地位是很高的，而给人背伞，是仆人才做的事。所以，陈先生这话强烈地表达了不看好曾国藩的意思。曾国藩后来究竟有没有考取科举，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他登上了科举仕途的顶层。衣锦还乡之后，他带着一把伞来到陈家谢师恩，走时不小心把伞落下了，请陈先生帮他送来。接过伞时，他打趣说：“没有想到先生今天真的给学生背伞了。”
　　说完这个典故之后，马老师说：“你看，曾国藩也有类似的遭遇，他就没有受到消极的影响，该干嘛干嘛，人家根本就没有拿这当回事。这本来就不是多大的事嘛！虽然我们平常人很难有曾国藩那样的格局，但是受到打击，也绝不是自暴自弃的理由。她说你不好，你就不好给她看吗？这也太配合了吧！”
　　我本来还以为他会谴责娃娃老师，同情我呢。虽然马老师没有安慰我，但是我一下子真的释然了。当时心里的感觉，很像是现在小视频里流行的一个画面：天空飘来五个字——“那都不是事”。
　　的确，真正对我造成影响的不是娃娃老师，是我的“配合”。别人说你不好，你就会越来越不好，这是弊导性思维。娃娃老师只是将弊导性的信息带入我的生活，如果我不是那么容易动摇，如果我的信心不是那么容易瓦解，弊导效应就不会实质性地发生。
　　17岁的天空降下一场冷雨，透心凉的，少年的我不知所措，几乎想把对文字的爱好扔得远远的，落荒而逃。令人不可思议始料未及的是，这场雨居然是我的语文老师带来的。更令人想不到的是，为我撑开一把伞，带我走到阳光下的，是一位数学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