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市面上流传有不少被改装过的“间谍”充电宝，只需改装内置一块通信SIM卡，充电宝就能摇身一变成为“窃听器”“定位器”，随时随地实现远程监听和精准定位。有网店表示，其可以对各类物品进行改装定制，生活中常见的蓝牙音箱、插头、钱包、打火机等都可以被改装成窃听器、定位器。（8月24日《法治日报》）
　　现代社会，个人信息的“失守”，几乎是全方位的，这个进程贯穿了线上线下。若非媒体起底曝光，公众实在很难想象，各类窃听窃照设备，竟已如此之深地渗透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所谓“信息攻防战”的博弈双方，根本就处于两个极不对等的位置。实际情况是，很多人被偷听、偷拍而毫不自知。
　　区别于狭义的“偷拍”摄像头，广义上的窃听窃照设备，其性质、用途以及所产生的后果，都要复杂得多。一般而言，酒店、出租屋内等场所内的“针孔摄像头”主要就是为了拍摄私密视频传播获利。此类设备尽管也很难发现，但是一旦被查获，后续的调查、起诉、审判反倒不难，很多都以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定罪量刑。与之相较，利用窃听器、定位器等窃听窃照事件的定性、追责，都要棘手得多，很多时候“受害者”对之并没有太多办法。
　　老板用“窃听”设备偷听员工私下谈话，妻子、丈夫用“定位器”追踪对方活动轨迹……毫无疑问，此类做法属于赤裸裸的违法。然而，这类案件仍旧属于民事纠纷，属自诉的范畴。现实中，这类操作就算东窗事发，多半也就是“大闹一场”，很少有诉至公堂的——由此，维权成本高而违法成本低，客观上使得“窃听”“窃照”实施人有恃无恐。
　　《刑法》规定，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这是典型的结果犯，司法实践中，被认定为“造成严重后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事实上，在现有法律体系架构内，对于“窃听”“窃照”的整治，主要依赖源头清理。也即，依照“非法生产、销售专用间谍器材、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对设备的制售方进行惩戒。通过清理供给来抑制需求，这一治理逻辑理论上当然是成立的。在“买卖不同罪”的法律规则大框架下，对于相关黑产的打击，更需精准发力，既要主动出击，也要抓住重点，从供给源头发力。如此，才有事半功倍之效。然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