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亩
　　大学是与经典做伴的“修身”宝地。如何让学生在四年里通古今、通中外、通文理、通知行，完成从读教材到读经典、从学做题到学做人、从我的人生别人做主到我的人生自己做主转型？武汉大学给出答案：这不仅需要专业教育，更需要通识教育。（12月12日《光明日报》）
　　通识教育，并非指培养文理专业领域都有所涉猎的人才，尚无一个统一规范的定义和内涵。但无论如何定义，其终极目的都是使学生兼备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把学生培养成心智健全、人格完整的全面发展的人。
　　教育的根本追求是“育人”而非“制器”，但一段时间以来，一定程度上，高等教育打造职业性“匠人”的色彩愈来愈浓，人本理念、以文化人则相对有所消减。而通识教育恰恰是对片面的专业教育的矫正，是人文精神和文化担当的回归，现实中二者必然形成强烈的理念交锋和价值对冲，需要高教办学者的胸怀和勇气，来推动作为。同时通识教育没有一定之规。通识教育的模式、途径、评价等需要不断创新实践，建立适合校情特色的制度体系，是必要之举。
　　与此同时，还要注意到，高校配置的师资本身是专才教育的结果，进行通识教育存在“天生”缺陷。若不能科学处理大量专业课程与通识课程的设置冲突以及改变“填鸭式”教学方法等问题，势必会使教育效果大打折扣。再一点就是，存在与基础教育衔接上的断层。现在中学阶段教育主要还是围绕升学目标，通识教育的基础明显薄弱。进入大学之后，学生功底明显不足，通识教育的准备，要提前至中学阶段。尤其是，通识教育是慢效之用、“无用之用”，不会在短时间内有明显成效，这对教学管理的制度设计，教育教学的智慧、毅力和信心也是不小的考验。
　　事实上，我国大学通识教育曾有着可圈可点的历史辉煌。京师大学堂成立之初就把“造就通才”定为办学要旨，民国时期“养成硕学闳才”的大学育人理念更贯穿办学过程，所以不难理解民国战乱频仍，却盛产年轻而颇有影响的学术大师。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沿袭苏联的专业教育模式，上世纪80年代后期重倡通识教育对其纠偏，90年代中期又提出“文化素质教育”，近些年来，国内各大知名高校又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宽广的文化视野，进行了积极探索努力，但仍任重道远。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说：“要使人尽善尽美，只须使他成为一个会爱、会感受的生命，也就是说，通过情感使理性达到完美”。当前，通识教育在文化育人、立德树人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目下，全民阅读蓬勃开展，这为通识教育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当年，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吴宓力主“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迄今仍可从中获得启示。今天，祁愿文史哲、经管法、理工农医等学科专业的通识教育中，不断绽放通识教育的时代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