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辈子只有兄妹三个，我哥比我大了十二岁。
　　我小时候体弱多病，终年背着药罐，呆笨胆小。一个深冬的夜晚，有“咿呀”的声音把我从睡梦中吵醒，睁开眼睛，在昏暗的煤油灯光里，我看见了爸爸和妈妈，问是什么声音，爸爸说是猫叫，让我踏实睡觉。实际上，那咿咿呀呀的叫声，就是妹妹来到人世间的第一次啼哭。
　　我家当时住的是两进的老房子，中间有天井，四周是熏黑的板壁。楼板上老鼠跑得咚咚作响；燕子从天井里飞来，在屋角屋梁上做窝；厨房边上有鸡笼，母鸡下蛋后，功臣般在屋里边走边叫，公鸡有时会绕着母鸡咕咕私语；小猫小狗各自蜷伏在水磨砖地上；家蛇时常出没在鸡笼或燕窝边。
　　爸爸妈妈去田里干活，就把我和妹妹锁在家里。妹妹睡在摇窝里，用棉被裹着，醒了，哭了，我哄不歇。我把妹妹放在摇窝的一头，我想爬进摇窝的另一头陪她玩。可我不知道，我比她重许多啊，摇窝瞬间翻了。我的头磕在柱子下的麻石上，血和头发粘在一起。妹妹掉在棉被里，安然无恙。
　　母亲回来后，我不敢如实说。晚上母亲给我洗脚，无意中，她碰到我的伤口，我疼得咧嘴，母亲这才发现了，剪了伤口上的头发，不知弄点什么灰，给敷上了。
　　妹妹长大了，比我结实，比我健康，比我聪明，更比我调皮，因此，也常常被母亲用细竹条抽打，从堂前撵到屋后。有一次，她用一根竹竿，顶端扎着铁丝圈，铁丝圈上绑一个塑料袋，在菜园地边的后墙上抓了一罐头瓶马蜂。我躲在远处的角落里，默默地看。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也不记得是怎么东窗事发的，反正她被母亲用绳子捆在柱子上，打得鬼哭狼嚎，母亲还用砍柴的弯刀吓唬她，下次再犯，便砍下她的手……之后上树下河，妹妹又被打过几回。
　　有时候，我和妹妹都会去地里干活，我体弱，她比我干得多。长到十六七岁的样子，母亲让哥哥托一个熟人，在泾县县城里给妹妹找了师傅学裁缝。妹妹很聪明，甭管什么样式的衣服，她只要看一眼就会做。
　　哥哥当时在大队的碾米厂工作，会开拖拉机和汽车。我那时考上了高中，但母亲死活不让念，是哥哥拿了十块钱，用我卖冰棍的木箱子，装了我的日用品，骑着大杠自行车，送我去黄田念了高中。
　　虽然哥哥只是小学肄业，但在当时，已经算是很有文化的人了。他经常带文学杂志或小说回来，我就偷偷地看。他还买了录音机，我和妹妹就把录音机放在田埂上，挥舞的锄头伴着张扬的歌声，那是我们的青春时光。
　　十九岁那年，我得了胃出血，在榔桥医院几度昏迷，在死亡的边缘徘徊，父母撕心裂肺的哭声至今犹在耳边回响。妹妹后来告诉我，医生为了给我打救命针，都差点摔倒了。
　　眼见情况紧急，哥哥开来小货车，给车栏杆绑上麻绳，编成网状，然后把我放在绳网上，连夜转到泾县医院。后来听说输了两斤血，才救了我一命。可以想见，抢救我的过程是多么惊心动魄。直到今天，我都记得主治医生王后玮先生，他也记得我。哥哥的当机立断，救了我一命。
　　妹妹总喜欢偷偷穿我的衣服和鞋子，偷看人家给我写的情书。我22岁时，做了老师，还因为她讨了爸爸一顿打。因为第二天要去外校听一堂课，我特地把唯一的一双白力士鞋洗干净，贴上卫生纸晒干，准备第二天穿。我下班回来，看到妹妹正穿着那双白力士鞋，在水泥地上跳房子，鞋子上还有两个黑色的脚印。我火冒三丈，厉声叫她脱下来，她毫不理会，我俩就互相拉扯。爸爸看到了，拿个竹棍对我小腿肚上来一下，我没吭声。爸爸也打了妹妹一下，她厉声尖叫，哭声震天，一屁股坐到地上。我爸以为没打着我，又补了我一下。
　　晚上，两个人在一起洗脚，挽起裤脚，她一看我小腿上的两条红杠杠，狡黠地笑了。
　　后来，我们兄妹三人有了各自的家庭，哥哥和妹妹相隔不远，我却在外面东奔西走讨生活。逢年过节了，兄妹仨才能相聚。可是，不管我在哪儿，最牵挂的还是我哥我妹。
　　而今，我们都过了半百年纪，各自都在忍受病痛的折磨，子女又没有一个在身边。老之将至，相聚的机会越来越少，不知道来世还能不能做成姊妺，忽然有了伤感。那天翻遍所有的相册，只找到三张过去的照片，哥哥单独一张，穿一件西服，威风凛凛；我跟妹妹有两张，我俩的照片上，我都是一个动作，而妹妹会把双手背在身后，傻傻地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