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华语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史学大家之一，许倬云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研究领域集中在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中国上古史。他认为历史应贴近人心，一生主张“为常民写史”，在历史书写中饱含着个人的历史态度、时代感悟与真挚情意。因此，他的史书更具人文情怀和现实关怀。2019年7月，清华大学向新生发送录取通知书的同时，就送上他的著作《万古江河》，校长寄语新生“从历史文化中汲取力量”。
　　许倬云曾坦露自己所从事的历史书写，并非排比岁月，也不是着眼其中的是非对错，或者某个叙事的唯一性，而是“我所理解的历史变化”。正因如此，在《万古江河》之后，93岁的他推出了超越昨日之我的托付之作《经纬华夏》，向读者呈现另外一番山、另外一番水。
　　《经纬华夏》以考古学为基石展开论述，考察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关系。作者站在亚洲大陆和欧亚古大陆的高度，用地理的经纬概念，对华夏文明重新作了一番梳理，以大型结构体的组合，“打通”古史，叙述华夏历史上长时段推演的故事。全书用近一半的篇幅，以最新的考古发现为素材，尝试寻找遗址群所蕴含的意义，探究华夏文明的演变与融合。这对于历史书写来说，确是少见。他在书中明确提出中原第一核心区、南方第二核心区和沿海第三核心区“三大核心区”的概念，让考古学上的多元一体格局有了更清晰的轮廓。“华夏”一词含义错综复杂，一直在给历史学家出难题。许倬云在傅斯年提出的“夷夏东西”分野的基础上，着眼于三个核心区的地域、文化、文明的延伸和扩展。他认为，在中国文化初生的阶段，各个族群之间彼此映照，既有内部的交流，也有外部的扩散，展现出了远超想象的开放融合程度。他眼中的“华夏”，不是一个稳定不变的地理概念，也不再是夷狄的对立面，而是一种动态交互的多层次结构。在此结构中，不同群体相互影响，彼此仰仗，不断交缠为一，构建出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文化格局：华夏中国。
　 经纬演变，纵横交织。在这个格局中，华变夏，夏变华，游牧变农耕，农耕变渔猎。炎帝和黄帝的剧本在不同的舞台上演，祝融神话的背后也可能是若干族群背井离乡的流散悲歌，大历史的视野就这样与普通民众的命运联系了起来。许倬云在历史书写中，时常追忆许氏家族不断迁移、开枝散叶、走向海外的过程。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本书里有自己的欢笑与眼泪，“因为看到了这片土地上的芸芸众生几千年来的挣扎和奋斗；或者辗转于艰难困苦而没有出路。但是，其实是有出路的，会有出路的；有时候，他们找到了出路，我自己没看见而已。”出路就是华夏文化的延续，这比朝代兴衰更重要。《经纬华夏》里没有帝王将相，也没有英雄事迹，有的是理想、知识和思想的“呼唤和回应”。几千年来，中国所经历的一切，都离不开东方和西方、远东和远西、南方和北方、沙漠和海洋之间的彼此交融、争锋、吸纳和提升。中国文化经历多次调整磨合后，呈现出来的包容性，引得许倬云不住赞叹：“如此特色，在世界其他文化形成过程中，甚为罕见——很少有地理上如此完整的一片空间，作为族群融合的场所。于是，从本书陈述的时间看，中国文化跨度近万年，少说也有六千年。在整个人类文化史上，这一个例极为独特。”
　　他自己“从前现代走来，身处现代文明的漩涡，窥见了许多后现代的问题”，从大陆到台湾，到大洋彼岸，对时代性的转变有特殊的敏感，字里行间处处让人感受到对中国文化的使命感。透过历史的迷雾回望过去，发现自己的经历早已与华夏的变迁不可分割。他希望经由这本书，让国人知道——“天地之间应有如此的中国”。全书结尾，他借用《礼记·大同》里的“大同世界”理想，对未来中国和世界寄予殷殷瞩望：“我要从世界看中国，再从中国看世界。采人之长，舍人之短，在我们源远流长的基础上，熔铸一个真正的全球化文化的初阶，在更远的未来继长增高。拳拳此心，以告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