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女儿是父母的小棉袄。那么女儿与父母之间理应无话不谈，熟悉、理解、亲热、撒娇才符合人之常情。可我对父亲却总是有种陌生感而且无法改变，这让我一直觉得遗憾。
　　父亲钱仲义71岁去世，一晃阴阳相隔29年。我已是78岁的老人，还是要讲讲记忆中的父亲。
　　父亲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个陌生军人。听妈妈说，我出生70天时，父亲突然销声匿迹且六年杳无音讯。当时众说纷纭，有的人说他是在某次战斗中“光荣”了。谁知七年后的一天，一个身穿黄军装的人走进了我家。妈妈和外婆喜出望外、直抹眼泪，让我叫他爸爸。我却吓得大哭，不敢见他。他拿着糖和饼干送过来想要抱抱我，我拔腿就跑，躲到房间里，从门缝里偷偷看他。他在家期间，我东躲西藏，没有让他抱过，更没有叫过一声爸爸。
　　长大懂事后，我也仅仅是礼节性地喊一声，打个招呼，从来没有弟妹们那种搂着抱着、让父亲用胡子戳戳，快活得咯咯大笑的样子，更没有在父亲看书学习时，钻进桌底下抱着他的腿摇晃着的童年。父亲，我心中对他无限敬佩，却又总是隔着一段距离。
　　1958年，父亲从山东济南调回老家江苏泰兴，分到黄桥中学任副校长。1960年7月，我在黄中读初二时他调到口岸中学，我到口中读高二时他又调到霍庄中学，后来还到蒋华中学。我上小学，他在济南工作；中学六年，他工作调动频繁，聚少离多；我上大学离家，毕业后又分配到外地工作，成为游子。书信往来总是在母女之间，我与父亲几乎没有单独联系，更谈不上交流，对他的工作更是不了解。但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关键时刻，父亲总是主动找我谈话，提出明确要求。
　　初一暑假，父母答应为我织一件毛线衣，结果天很冷了也不见他们买毛线。一问，家里没钱了，我委屈得把自己关在房中哭，不肯吃饭。“咚咚咚”，父亲敲门，我只好怯懦地开门，他告诉我：“今年有个烈士的女儿考上大学，家中困难不让她上。她哭着找到我，学校研究后出公函介绍她的情况，恳请院系领导解决她的生活费用。我支持了她的路费，家中要紧缩开支，不能再给你买毛线。她父亲为国捐躯，烈士的女儿有困难我能袖手旁观？”父亲严肃得可怕，最后和我约法三章：“这是我第一次批评你，希望也是最后一次。你是家中老大，要给弟妹们做出好榜样。”我直点头。事后想想，这是父亲用言行对我的一次教育。
　　高一时，一天，父亲竟然拿来几道解析几何的题目让我讲解，我不解地问：“你怎么也在学？”“不懂，怎么听教师的课？对教师的讲课更没有发言权。”“那数理化几门课你都在学吗？”“基本上都学过了。”我大吃一惊，瞪眼看着父亲，心想，他在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内行的领导呀。难怪县里举行公开教学时，上级总是让父亲任听课组组长，到各校循环听课。
　　当我大学毕业到安徽日报当编辑时，爸爸又找我谈话：“要珍惜呀，你学的是政治经济学，要尽快熟悉新闻业务，适应工作。”我牢记在心，不敢懈怠。
　　1994年父亲去世，学校找我去商定悼词时我看到了父亲的简历：当小学教员做地下工作，1944年入党，奉命北撤。抗战胜利后又投身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山东济南工作。调回老家，又在教育战线上工作30多年。这时，我如梦初醒，当年父亲离乡背井、抛妻别女是一个热血青年赴抗日前线的壮举啊！我急奔回家，跪下伏在父亲的胳膊上，我要还上亏欠他的那份感情债。我泪流满面的热脸紧紧地贴在父亲冰冷的手上，在这生离死别的时刻，我得到了父亲的抚摸。这一别，从此音容难觅，恸哭不已。
　　治丧期间，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是，钱校长是全县中教战线上公认的老黄牛。“老黄牛”，这对父亲倒是个恰如其分的称号。战争时期，他转战沙场奉献青春；建设年代，他又呕心沥血培育人才。他淡泊名利，默默奉献了一生；他从不张扬，对自己的经历闭口不谈，让女儿心中只有位忙着工作的陌生父亲。
　　老父亲啊，如今女儿已经懂得：你不谈自己的过去，是不为功利所役，这是坚守情操，捍卫尊严。我以有你这样的陌生父亲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