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端毅公奏疏


　 龚鼎孳（《合肥历代名人》明信片，2006年发行）

　　明末清初之际，合肥人龚鼎孳声名显赫，人称“龚合肥”。康熙年间，历转刑部、兵部、礼部三部任尚书。他在文学上颇有建树，诗、词、文俱佳。在清初诗坛，与钱谦益、吴伟业并称为“江左三大家”，成为享誉朝野的文坛领袖。《清史稿·文苑传》载：“自谦益卒后，在朝有文藻、负士林之望者，推鼎孳云。”
　　由于历仕“大明”“大顺”和“大清”、被称为“三朝”官员，有人据此对龚鼎孳的人品表示质疑。对其所做的政治选择，史家见仁见智，褒贬不一，难有定论。但是，作为文化名人，他的突出成就得到了广泛认可和高度肯定。
　　一
　　著名文学家韩愈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百代文宗”之誉。韩愈推崇“文以载道”，强调文章的教化作用和社会价值。其《争臣论》有云：“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类似主张影响深远。
　　历史上的言官，不乏直言诤臣。作为监察官员，他们对皇上敢于上谏，对大臣批评弹劾，甚至不惧丢掉身家性命犯颜直谏。言官群体在察举吏政、剔蠹除奸、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统治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龚鼎孳颇具个性，不畏权贵，这种“直臣”风范不因易代变乱而改变。他敢于上疏直言，多次为民请命，仕途一直坎坷跌宕。明末之际，因为弹劾首辅陈演庇贪误国，触怒崇祯皇帝，龚鼎孳被革职下狱。李自成农民军占领北京后，龚鼎孳被逼“助饷”，受到拷掠。清顺治年间，因违背满族统治者意愿，抵制“崇满抑汉”政策，尽力保护遗民士子，龚鼎孳连续被贬，几年间被降十五级。直到康熙年间，才再次得到重用。
　　崇祯十五年（1642），龚鼎孳授兵科给事中。由于年轻气盛，负性刚直，龚鼎孳无所顾忌，接二连三地上疏言事，弹劾朝臣，以致“每逢早朝，则自大僚以至台谏，咸啧啧附耳，或曰曹（良直）纠某某，或曰龚（鼎孳）纠某某，皆畏之如虎”。（李清《三垣笔记》）
　　勇于进谏，敢争是非，不仅体现出龚鼎孳奋发有为的责任担当，也反映出他不惧权贵的傲然风骨，以及勤于思考、善于发现问题的出众才干。
　　龚鼎孳关心百姓疾苦。其《元日早朝试笔》云：“禄食小臣惭曝献，春田还愿息征攻。”《秋夜饮归即事·其二》曰：“夜夜华筵合列卿，大酺何日赐苍生。”每当有同僚和朋友离京外任地方官员时，龚鼎孳总是提醒和叮嘱他们体恤民众，关爱民生：“战余民力还深惜，阊阖春开待皂囊”（《送李琳芝侍御察荒中州》）、“高第政成征拜急，好轻徭赋重民生”（《送饶资生令溧水，饶蕲水人，二十年前旧交》）、“安边筹策耕桑急，天意分明厌鼓鼙”（《送袁九叙少司马开府滇南》），如此等等，爱民之心，拳拳可见。
　　稍加留意，即可发现，龚鼎孳奏疏中有关蠲免赈灾的倡言、“更愿皇上躬行节俭，为天下先，凡可以省财息民者时留睿念”（《钦奉上谕尚节俭以惜财用疏》）的进谏，以及针对京城士民“竞崇侈靡”的不良之风气主张“凡演戏闹会，尽行禁止，而男女服饰，尽照部颁品式”（《遵谕陈言禁侈靡以节民财辨等威以定民志疏》）之类力倡节俭、禁止奢靡的提议等，与上述诗文可谓异曲同工。这些文字，前者意在“致用”，后者可以“补史之阙”。历史地看，其中不乏文化传承的因素。
　　二
　　早在入关之前，清政权就确立了“国语骑射”的基本国策。进京以后，清廷采用野蛮的民族征服手段，大力推行“汉人满化”，在强令汉人“剃发易服”的同时，不仅要求满人必须学习满文满语，还大力提倡汉人学习满文满语。针对清廷大力推行的崇满抑汉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一些在朝汉官奋力抗争，在推崇儒学、推动恢复科举制度（保证了汉官成为清代官员的主体）、建言革除弊政恶政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力图冲破种族和文化的藩篱。
　　顺治十年（1653），龚鼎孳受到重用，升任刑部右侍郞，成为“副部级”司法官员。到任不久，他就上呈《遵谕陈言乞赐采择以广皇仁以答天眷疏》（也作《遵谕陈言疏》），从“定罪贵乎按律也”“折狱贵乎得情也”“司审之规宜定也”“决囚之制宜慎也”“流徙之法宜酌也”“词讼之案宜清也”和“收赎之例宜行也”七个方面一一陈言。
　　同时，他还要求改变大小狱情文书“止有清字，而无汉字”等弊端以及满汉官员不平等的现象。身为汉官，龚鼎孳不避忌讳，力图革除此弊，显然属于冒险之举。从文化拯救的层面来看，这种自觉行动，则体现了一个汉族士子的责任担当。
　　在满文（或称清文）作为“国书”的情况下，龚鼎孳等人要求将汉字作为“官方文字”，既是谋求汉族官员和汉族民众的权利、改变满族官员一手操纵朝政的局面，也是极力争取汉文字、汉文化在新朝的合法地位，其意义不可低估。
　　龚鼎孳长期任职于京师，交游广泛，案牍劳形之余，与各类文人的雅集交游、饮酒赋诗，是龚鼎孳最为看重的生活内容。据王士禛《渔洋山人自撰年谱》所记：“是年（康熙六年），与汪（琬）、程（可则）、刘（体仁）、梁（熙）及董御史文骥玉虬、李翰林天馥湘北、陈翰林廷敬子端、程翰林邑翼苍辈为文社，兵部尚书合肥龚（鼎孳）公实为职志。”
　　作为朝廷官员和文坛巨擘，龚鼎孳等人凭借其社会政治影响力，热心组织并积极参与各种唱和活动，不仅促使了清初诗坛的复兴，培养了一代文学新人，而且倡导并引领着符合传统诗教的诗歌风格。处在明清鼎革时期，诸如此类文化活动的意义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特殊影响尤其值得关注。
　　三
　　在《王铁山司马奏议小序》中，龚鼎孳写道：
　 论人于今日不难，救吾民则圣贤，虐吾民则寇盗，两言决耳。圣主视民如伤，群公赞佐治平，日犹不足，谓汤火终不可衽席四者，未之前闻。夫天下者，郡国之积也，监司守令无秕政则百姓安，百姓安则元气固而朝廷尊。昔温公入雒，儿童、走卒皆举手相贺曰：“司马相公活我！”其铁山先生之谓哉？余更有三言，正告天下之为民牧者，曰“良心”，曰“天理”，曰“王法”，愿与督抚诸贤硕共提醒之。良心昧，天理灭，而谓王法之必可倖逭也，则司败者之责矣。
　　此序短小精悍，只有二百来字。开门见山，直奔主题：“论人于今日不难，救吾民则圣贤，虐吾民则寇盗，两言决耳。”由此可见，不昧“良心”、尽责尽力“救吾民”是龚鼎孳内心一直坚持的为官准则，不仅身体力行，而且积极倡导。这种理念体现了儒家学派的济世安民思想。
　　宋代欧阳修《朋党论》云：“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龚鼎孳严守君子之道，他嫉恶如仇，常常置身于风口浪尖。在他的心目中，“君子小人之不能并立，犹夫冰炭之不相入，而熏莸之不共器，其来久矣。”（《孙北海先生七十寿序》）
　　对于苏轼，龚鼎孳可谓“神交久从君”。其《赠薄尘上人序》有云：“从数千里外想西湖，一恨事；从数百年后想东坡，一恨事。髯翁邈矣，吾不得见，见一笔、一墨、一吟、一咏，如一巾、一袂、一笑、一语焉，是此老犹与我拱揖乎石几蕉榻之侧也。”
　　遗民诗人纪映钟诗云：“孟郊倔强尊韩愈，山谷钦岐事老坡。”他以孤高寒士孟郊和苏轼的学生黄庭坚（号山谷道人）自比，而以好客爱士、提携寒士的高官文人兼文坛领袖韩愈以及文学巨擘苏轼（号东坡居士）喻指龚鼎孳，体现了隐居不仕的遗民士子对龚鼎孳文坛地位的认可。
　　龙松馆是龚鼎孳当时的居所。龙，寓意着志存高远，松，代表着品格高洁。显然，这样的斋室名号表露出主人的情怀与精神追求。
　　龙松，也被作为龚鼎孳的代称。在《香严斋词话》中，计东曰：“当今才位德望若合肥龙松先生，可谓盛矣。拟之前哲，庶几韩、范、欧、富之俦。”以宋代有“四人杰”之誉的韩琦、范仲淹、欧阳修、富弼比之，称其“怜才好士，汲引寒畯，一往深情，久而弥挚”。
　　一代大家，可歌可泣。文脉传承，弦歌不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