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气是中国文明的独特符码。远古时期，先民们只有模糊的时间概念，“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但对空间指向的“宇”和时间指向的“宙”却充满着未知而欲知的探索兴趣。就这样，“节气”这一带有浓烈的经验辩证、浪漫想象乃至朴素哲学色彩的时间概念，应运而生了。
　　传统中国社会的生根立命之本是农耕。农耕，即离不开与天时、地利的协应。虽然在“绝通天地”的隐喻诞生之后，对于天、地、人之间秩序的规定成了少数人的特权，但先民们出于生存的需要，自有其定义时空的智慧与法则：从春秋时期的仲春、仲夏、仲秋、仲冬之分，到战国时期《吕氏春秋》里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等节气表述的出现，再到西汉淮南王刘安《淮南子》一书中“二十四个节气”概念的完整成型，可以说，节气是先民们对于四时轮转、物候迁移、万物生长最朴实也是最睿智的经验凝结。
　　长兵兄花了一年的多时间，以此时、此地、此情、此景的虔诚心境，与二十四节气相因应，写出了不一样的节气故事、节气文化，字里行间，浸润着对前人智慧的景仰，对乡村生活的回望，对传统文化的致敬乃至对人生态度的思考。无疑，《人间节气》是别致的，是深情的，也是意味隽永的。
　　在长兵兄的笔下，节气不仅仅是岁月的轮转，更浸润着最深沉的生活哲学。在节气的坐标系里，时间不再仅仅是时间，是自然界的法则，是“天人合一”的生动实践。
　　《人间节气》里一再品味与节气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各种农谚。当然，我也注意到，每每写及此处，长兵兄的笔触是最柔软的。循着农谚中节气指往的方向，他看到了家乡的稻麦，看到了儿时的时光，看到了远逝的亲人。节气，成了他内心深处与故乡形成隐秘连接的一扇暗门。节气依旧，农谚依旧，而曾经那个将节气、农谚常挂在嘴边的人，却再也回不来了。人生往往就是这样充满悖论。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一生的努力或许就是为了走出地理尺度的故乡，却永远走不出心灵尺度的故乡。在长兵兄柔软的文字里，寄寓着一个漂泊的游子对于故乡、对于亲情、对于古老文明投去的深情一瞥。
　　好在，人间烟火，世事沧桑，总抵不过中国人内在的浪漫。透过长兵兄旁征博引、不吝笔墨的丰富勾描，我们还能从节气里看到许多世俗尘烟之外的人间面相。从《诗经》开始，先民们就在歌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就在感叹“七月鸣
　　，八月载绩”；而到了唐宋诗词家的笔下，节气又衍化为一种闲适、一种豁达、一种生命体验，于是便有了“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般对平淡美好生活的期许，有了“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恬静安然，有了“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眷恋，自然，也少不了“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的淡淡哀伤。
　　这或许是一份专属于中国人的特有浪漫。细细品咂，其间又不免蕴藏着某种人生哲学，某些生活智慧。事实上，从中外思想史的视角来看，人类的哲思，多由自然物开启，且多包含着对时间这一重要生命尺度的把握，比如水与时间的关系。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说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而与之殊途同归的，莫过于孔老夫子发出的“逝者如斯夫”的千古之叹。作为时间重要标识刻度的节气，更是如此。对于帝王将相而言，节气或许是他们自我标榜、自我展演、自我感动的最佳仪式时间，但于普罗大众而言，节气不过是星移斗转，是人间草木，是人在万物变迁之中所感受到的寒来暑往、月满盈亏、沧海桑田……
　　长兵兄显然对此深有体悟。《人间节气》写的是节气，但又未仅止步于节气，而更多写的是节气背后的人，人的生活，人的情趣，人的态度。比如，在写到“小满”时，他颇有感触地写道，“在二十四节气中，大小对称的节气有三对：小雪与大雪、小暑与大暑、小寒与大寒，唯有小满而没有‘大满’。”这难道是古人的疏忽吗？显然不是！至此，文章突然宕开一笔，笔调深沉：
　　人的一生，不满，则空留遗憾；过满，则招致损失。“小得盈满”，这不是最好的状态吗？欧阳修在《五绝·小满》诗里这样写道：“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垄头麦，迎风笑落红。”世间的一切，不就正如小满时节田垄间迎风的麦子吗？小满，则傲立风中；大满，则凋零落地。这或许正是小满这个节气给予我们的人生智慧。
　　此般理性的思考，在《人间节气》中触目可及。如长兵兄所示，人在自然之中发现了节气的秘密，又在节气之中发现了人生的真谛。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的很多哲学之思、人生境界，或许不过是节气轮转的一种思辨映射。
　　四时有序，岁月不居。在机器、科技、工业化逐渐成为人类生活底层座架的当下，品味节气，回望故乡，向传统文明致敬，有着一种令人动容的凝重感，但也往往予人以力量，鉴往知来、心驰天地，何尝不是人生常态！
　　正如长兵兄在后记里写下的这一段文字：“每一个节气的更迭，都给了我们深深的期盼，也给了我们悄悄的惊喜。我们常常会在不经意间惊喜地发现，人间一切美好总能应期而至，而且还会如期重逢。如此，我们的生活有了四季，时间有了痕迹，生命有了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