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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才人情纸半张
——记已故狂草大师司徒越先生
  □高峰
  司徒越(1914-1990),原名孙方鲲,字剑鸣,寿县寿春镇人。1933年冬毕业于上海美专(拿的文凭却是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他的草书之论,被学书者奉为经典。先生儒雅,对世间人情恩怨,均作反哺回馈,在我看来,他形象高大,却是俯下身来,用一句“秀才人情纸半张”来回应大众,这是非常独特的,令人至敬——
  重返故土
  1963年早春,寿县报恩寺里的千年银杏经历寒冬,枝条已萌出新芽。一个衣着单薄的清瘦中年男子伫立在山门殿前,他轻轻地敲了敲门,还是被里面的人听到了。开门的是留守寺中的玉海老和尚。进得院里,只见荒草没膝,枝叶枯败,殿宇倾塌,残塔危耸。老和尚引他绕过残塔,穿过二佛殿,来到大雄宝殿前,上得石阶,廊檐东首一道青砖拱券的圆门,沾染青苔的灰砖上刻着模糊的“皆大欢喜”。
  中年男子看到这四个字,嘴角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苦笑。沿阶而下,面前是一个逼仄的小院,门朝西的一间已然打开。玉海和尚带着明显的霍邱口音对中年男子说:“剑鸣先生,这是‘涤尘精舍’,现在就是你的住处了,我俩也好做个伴了。”
  过罢年,孙剑鸣就没有再去舒城中学了,他辞别六安的妻儿,拿着一纸调令孤零零地登上了回寿县的客车。校长不干了,强烈要求回乡,终于得到批准。对于故乡,孙先生回来,正逢其时。县博物馆刚从西大街的“黉学”迁入城东北隅的报恩寺,好像孙先生就是专为此事而义无反顾地回来施展他的才华。
  这一天,在报恩寺里发生的一切看似寻常,却是值得铭记。因为这个人的重返故土,将开启一代风气,使得寿州的千年文脉得以重续。
  以馆为家
  寿县报恩寺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历经千年,兵燹火劫,屡毁屡修。与这座江淮间著名的十方丛林有交集的,代有名人,比如渊博张佩芳,比如书家梁巘,比如大清名宦李兆洛,等等,口耳相传,成为佳话。如今,又来了一位博学儒雅的孙剑鸣先生,仿佛是冥冥之中,天之注定。
  孙先生住在庙里是组织安排的,临时寄身,他不为修行,而是以馆为家,他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指挥手下几个人,完成维修、设计、布展,把一座破败的寺庙打造成一座博物馆,在规定时间内,布置出寿县有史以来第一次历史文物展览,让“地下博物馆”重见天日。
  玉海老和尚住在僧祖堂的二层木楼上,早早晚晚,上上下下,那木梯总是发出朽木摩擦的吱吱声,好像是一个不堪重负的人在微微哀叹。说是俩人做伴,但玉海老和尚也不容易,日常生活,异常简朴。没有香火收入不说,博物馆的迁入令他有随时被扫地出门的担忧,惶惶不可终日。有时,他外出做佛事迟归,偌大的寺庙里,只有孙先生一个人,天黑下来,大门一关,蝙蝠盘飞,树影沉沉,月色迷离,时有惊鸟离树,野猫追逐,树叶哗然,屋瓦断裂,孙先生心惊胆战,夜不能寐,更加思念尚在外地不能回来团聚的妻儿。
  不久,东园大队的社员们一传十,十传百,知道博物馆来了一位会写字的孙先生。寂寞难耐时,孙先生推开院墙后门,到东菜园里走走,与地里干活的菜农们拉拉家常,一来二去,很快熟识。寿州城里孙家是大户,有“孙半城”之说,名门之后、饱学之士孙剑鸣先生,温文尔雅,和蔼可亲,从不恃才傲物,咋咋呼呼。
  笔墨融情
  自从住进寺庙,孙先生也蔬食如常了,很少沾染荤腥。东园菜农,视为邻里,今天这家送一把葱蒜韭菜,明天那家再捎几只茄子黄瓜。有时出门办事,蔬菜就放在门口,也不知道是谁送的。俗话说“有来无往非礼也”,孙先生此时孤苦落难,回乡无非是疗伤,没有想到,向他投来第一剂良药的竟是东园的菜农。
  与郑家庄、北梁家拐的乡亲们朝夕相处,比邻而居。有时,他们在残塔边锄地,在大殿后收割,谈笑家事,亲如一家。一介书生,两手空空,面对如此情谊,无以回报,只有逢年过节,互相走动。后来,谁家有红白事也不瞒他,他从微薄的工资里拿出一块两块(那时的钱),作为礼金奉上。
  另外就是发挥他的特长了,也是最为人称道的写毛笔字。大队里挖水渠、修桥铺路,请孙先生写下“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再刻于石上,诸如此类。春节写春联,嫁娶写喜联,丧事写挽联。孙先生博学多才,他根据不同的人事情景,自作联语,恰如其分,写起来笔墨间更是倾注了感情。然后毕恭毕敬,亲自送去,他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秀才人情纸半张”。
  今年78岁的菜农郑以禄跟我说,那年,他奶奶去世,没有想到,孙先生突然前来,在吊簿上一块钱,外加一副写好的挽联,可惜年代久远,记不得词句了。如此点点滴滴,汇成感恩的大河在每个人的心中流淌。
  这可不是简单的“半张纸”啊。须知,后来孙剑鸣先生突然一夜之间,博得海内外大名,尤以狂草独树一帜,被视为安徽书坛大家。殊不知这不是平白无故,是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勤学修为,既是渊源有自,也是大器晚成。他自谦到何种程度呢?当初教书,学生临近毕业,向他求字作为留念,他不得不写,又怕“丢人现丑”,于是,不以“孙剑鸣”真名示人,用一个“司徒越”的假名。
  “胸中富丘壑,腕底有鬼神”,先生如此建树,却大象无形。他几乎是隐居在千年古城,栖身于荒寺破庙。他自谦内敛,当以狂草饮誉中国书坛、名扬四海时,却是不事张扬,对求字者有求必应,从无润格。
  风范长存
  司徒越(1914-1990),原名孙方鲲,字剑鸣,寿县寿春镇人。1933年冬毕业于上海美专(拿的文凭却是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1938年在武汉市郭沫若领导下的军委会政治部做抗日宣传工作。1940年后从事教育工作。他的书法真、草、隶、篆、甲骨、金文兼擅,尤以狂草见长。其草书提按转折,浓墨飞白,形成了刚健豪放、婉转流畅的独特艺术风格,令人荡气回肠,有横扫千军万马之势,为海内外所推崇;先生工诗文、精篆刻、通考古,博学多才。1963年调回故里,在博物馆从事文物考古工作,著有《鄂君启节续探》《关于芍陂(安丰塘)的始建时期》等;书学有《小议书法创新》《草书獭祭篇》《结体章法举隅》等书论文稿;1990年因病去世,享年76岁。
  如今,能够见证司徒越先生在报恩寺岁月的只剩下一堵照壁了。“三步两桥”历史文化街区开放以来,古城旅游迅速升温,报恩寺因处核心区域,成为网红打卡地,人们进进出出,首先要与耸立街心的照壁打照面。那上面有上世纪七十年代司徒越先生笔走龙蛇字大如斗的牓书,写的是1958年9月毛主席视察安徽省博物馆时的指示:“一个省的主要城市都应该有这样的博物馆,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的力量是一件很要紧的事”。
  孙先生所遗书法,已经贵为至宝。他为安丰塘所作的探源考证,为学界定论。他的草书之论,被学书者奉为经典。先生儒雅,如果从忠孝之道来说,无论于国家于时代于家人,皆堪称楷模。中国人是活在儒的“一个”世界里,世间人情恩怨,孙先生均作反哺回馈,在我看来,他形象高大,却是俯下身来,用一句“秀才人情纸半张”来回应大众,这是非常独特的,令人至敬。我生也晚,曾以医者身份到府上探视先生之疾,一面之晤,长久不忘。我有憾事,连孙先生“半张纸”也没收藏,不过不要紧,他的道德文章,早已令“寿州纸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