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去老矿区办事，遇到一位故友，阿强，是我在煤矿子弟中学念书时的同学，住一个宿舍。印象中他性格沉闷倔强，成绩不是很好，中学毕业后在社会上打了一阵子工，刷盘子、卸货、送牛奶……换了好几份工作，其间还生了场病，病好后被家人喊回去上了职校，毕业后应聘到煤矿工作，总算安稳下来。
　　遇到他时正好是中午，他便邀我到煤矿旁边一家小饭店叙叙旧。
　　落座后，他把手中的东西放到一边，是两瓶白酒、两条大鱼、一兜鸡蛋、几斤排骨。我问他这是要去哪儿？他说去看看他大伯。我脑海中便浮现出一个身影来。那时在煤矿子弟中学寄宿，他大伯来过几次，有时是给他送东西，有时是被老师喊来的。阿强六岁时母亲病故，家里欠了一屁股债，不得已，父亲去南方打工，奶奶年事已高，大伯收养了他。而他，跟大伯的关系并不好。我依稀记得他大伯有条腿瘸了，走路一拐一拐的，有时候他会模仿他大伯走路的滑稽样子，给自己出口气。
　　我试探问道：“你不是一直不喜欢你大伯吗？”
　　他沉默片刻，叹了口气：“年少时不懂事，现在想想，很多事不是一两句话就能……”
　　他说，他刚到大伯家时，大伯母好一阵子都不跟他说话，显见是不想收养他的。大伯是矿工，出事故后腿瘸了，调到一个安置型的岗位上。大伯母没有工作，家里三个孩子，加上他，全靠大伯一份微薄的工资过活。有一天夜晚，他听见大伯跟大伯母压低声音吵架，大伯说：“你让我把他送走，他能去哪儿……”他的眼泪流下来，那个时候他意识到尽管他也不想寄人篱下，但确实无处可去。
　　大伯教他干一些简单的活儿，比如擦桌扫地、割草喂鸡、清理鸡窝、馏馒头洗碗。他小，够不到锅台，大伯给他一个小板凳垫在脚下，叫他留神，别摔破碗。
　　衣服，他穿哥哥姐姐穿旧了的；吃饭，他等哥哥姐姐盛好再盛；偶尔做一碗红烧肉，大伯母只许他夹两块；逢年过节，哥哥姐姐有新衣服、点心，他没有；走亲戚，大伯从不带他；大伯喝喜酒带回来几颗高粱饴糖，哥哥姐姐每人四颗，只给他两颗。那两颗糖，他装在口袋里，糖纸磨烂了都没舍得吃，最后拿小刀切成薄薄的小片，一点点吃完的。
　　到了上学年纪，他一度担心大伯不让他去上学，后来发现这担心是多余的，大伯送他去了跟哥哥姐姐一样的学校，只不过用的书包和铅笔盒是哥哥姐姐用剩下的。每天放学回来，大伯催着他写作业，因为写完作业好干活。彼时大伯找了份糊纸盒的活儿，糊一个两分钱。吃过晚饭，他和哥哥姐姐坐在灯光下糊纸盒，直到很晚。那些年，一到冬天，他的手上脚上就要生冻疮。
　　他念书不好，也不像别的孩子那样机灵、活泼，一天到晚闷闷的不说话，调皮孩子喊他“小傻子”，哥哥姐姐也喊，有时嘲笑他数学只能考十几分，不识数，大伯和大伯母从来不管。
　　因为穷，大伯母经常跟大伯吵架，一吵架就要牵连到他，哥哥姐姐就会给他一些冷言冷语。
　　随着年龄增长，他越来越讨厌待在这个“家”里。初中时，他认识了街上的几个小混混，他们教他抽烟，偶尔给他一点零钱，他觉得他们真好。有一次他们去人家家里偷东西，叫他望风……事发后，正在上班的大伯一瘸一拐地赶到派出所把他领回家，拿扫帚狠狠抽他，让他跪在院子里，逼他跟那帮混混断交。他从未见过大伯那个样子，吓坏了。
　　念完初中，他提出出去打工。大伯建议他上完职校、学个技术再出去打工也不迟。他不肯。大伯只好给了他一些盘缠，由他去了。
　　到了社会上，他才直接感受到人情冷暖、生存艰辛，没有学历、没有背景、没有技术，只能干最苦最累的活儿，挣最少的钱，还要忍受各种欺辱和白眼……他病倒了，高烧不退，房东来看他，迷糊中，他说出了大伯的名字……
　　后来他才知道，大伯接到房东的电话后，连夜坐车赶到他打工的城市，把他送到医院。病好后，大伯把他带回了家。以前，他总觉得跟这个“家”隔着一层玻璃，冷冰冰的；现在，他觉得这个“家”是个温暖的港湾。
　　大伯推心置腹地跟他谈：“你哥哥姐姐都上班了，家里的境况比以前宽裕多了，你好歹念个职校，学个技术，找工作容易些……”
　　说到这里，阿强揉了揉眼，对我说：“以前不懂事，讨厌大伯、恨过大伯，现在想想，大伯的日子过得那样艰难还肯收养我，没虐待我，没让我冻着、饿着、辍学，在我走上歧途时把我拉回正道，在我陷入困境时拉我一把，诚心诚意帮我谋划前途，教会我劳动的技能和独立的本领……大伯和大伯妈没有文化，说不出高深的见解，但他们一家都是好人，对我也挺好。年纪越长，我越能体会出大伯的难和大伯的好。”
　　在他的娓娓叙述中，我眼前又浮现出那个一瘸一拐的身影，有的人像煤一样朴实无华、沉默在地心深处，却能给别人带去温暖、光明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