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窗虚白，灯火可亲。当年我还是小学生，在灯下读读写写，父亲则用一把剪子左行右走地在报纸间游动，剪下一块块“豆腐干”或更大一点的纸片；然后在背面均匀地涂上糨糊，平平正正地贴在一本旧书上。
　　一举一动都很有仪式感，只是我们不知道此举的意义所在。
　　多少年后，我成人了，工作了，家里也订了若干份报纸，时间不长就是厚厚的一摞子。许多文章确实过目不忘，总不能让它们也沦在废纸堆里，让上门收破烂的席卷而去吧。于是我就效法父亲，也剪剪贴贴起来。
　　择几册开本很大的无用旧杂志，分门别类，冠以“文、史、哲”，忙忙碌碌，乐此不疲。
　　一段时间下来，“哲”册贴了几篇周国平先生的短文便几无动静，况且周文亦是文哲兼顾的。哲学毕竟太形而上了，我又没有仰望星空的境界。
　　“史”册虽也寥寥无几，却是精选再三。一篇《曾湘儒风与李淮痞气》，仅2000余字，把晚清重臣曾国藩与李鸿章的异同分析得清清楚楚，其透彻远超那些洋洋洒洒数万字的宏篇大论。
　　“文”册倒是显得鼓鼓囊囊，饱满丰富。都是些短小隽永、情趣盎然的文字，我甚喜欢。王安忆的《家务》，千字文，实实在在地潜移默化了我，她在文中如是说：男人的责任如将只扮演成一个雄壮的男子汉，让负重的女人欣赏爱戴，那么，男人则是正式的堕落了。读这样的文字，我不想成为一个热爱洗碗扫地晾晒衣服的中年男人都难。
　　于是，餐毕一堆油腻腻的锅碗瓢勺的善后就成了“化腐朽为神奇”的事情；而在春风阳光的阳台上晾晒散发着皂香的被单，则犹如在意气风发地招展生活的旗帜，与抽枝摆动的柳条相得益彰。
　　黄爱东西是很小资的女性作家，可那篇《永远的老歌》写得既气势磅礴又柔肠百回，其文字风格让那时的我几乎倾倒。她将老歌喻为“斜阳余晖下，青山旷野里吹响的小号”，“渐渐嘹亮的号音加入到萦绕心头的旧旋律里，轰鸣、撞击，撼动纤弱的神经、敏感的心灵；本来以为细心深埋好的欢喜和创痛在一刹那间突然全部复苏，又一起在五脏六腑里狼奔豕突——那样的天崩地陷、那样的一片混乱、那样的全面崩溃，直至你颓然倒地，泪流满面！”
　　一气呵成，所向披靡。
　　多少年后，朋友将我此文的剪报微信发与她，她有所感动。此文仅是一篇随笔，没想到三十年前就被一个铁杆粉丝小心翼翼地珍藏。
　　《小资是怎样炼成的》，作者莫幼群。二十几年前，那是一个小资崭露头角的年代，莫先生在文中列出小资标准化的兴趣爱好，包括音乐爱好、影视方面、阅读方面、明星偶像、服饰家居、运动休闲等。认为照此去做，估计就能基本通过小资的资格认证了。
　　“有点钱也有点闲”，是那个时期小资的基本特征。“小资引领时尚，既带动了全社会的消费尤其是精神文化的消费，也或多或少地提升了整个社会的文化品位。”
　　我把此文裁剪下来，在具有小资气质的朋友中间辗转传看，众人感同身受，一致认为莫先生的文章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
　　莫先生温文尔雅，学识渊博，我们成了好朋友。
　　开始知道许春樵先生是在某报上读到他的《我的春节在童年》，此文我是一口气读完并回味再三，文字通俗真切且不说，文里所述内容引发我大大的共情，终究是同时代的人，同样经历过对吃肉无法抑制的渴望。
　　许先生说他家每年坚持杀一头猪，猪肉基本卖完，只剩下一个猪头和一些猪下水。因此每年过年吃猪头便成了全家最隆重的事情。由于人口多，猪头吃到初三初四就只剩下骨头了。于是就和弟弟掏骨缝里残存的一丁点肉吃，后来还居然用斧头剁开取肉。而今天，“我们首先在物质上对过年已失去了期待。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很认真地考虑如何逃避夜以继日的喝酒和年龄不饶人等许多严肃的问题。”
　　我将此文剪下，工工整整地贴在“文”字册的重要位置，而且发自内心地赞赏许春樵这个名字起得真好，不会是笔名吧？最好当面问一问。一笔难写两个许，没准几百年前还是一个祠堂的呢！
　　终于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见到了，他是小说大家，成就斐然；亦是性情中人，一见如故。谈文学、谈人生，谈天下事，我当然不会提起啃猪骨头的事情。以后就是豪气干云地喝酒，推杯换盏，有一段“壮怀激烈”的日子。
　　我现存剪报有厚厚的几本，大多是本省作者的作品。岁月流逝，纸页泛黄，现在已无报可剪，也无需再剪；遇到心仪的文字，只要在手机或电脑上微微点下便可，一部手机就是一个袖珍的图书馆嘛！无事时每每翻阅过去的剪报，竟有一种恍如隔世之感。
　　那些作者，不少今天已是常来常往的朋友，聚会时，大多还是相当生动鲜活的；或许，有的早已忘记当年自己的书写，做梦也想不到却被我暗自揣藏着；望着坐在对面谈笑风生的诸男女，我在心里嘀咕：那时候，我可“暗恋”得你们好苦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