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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墨历史上的“程方之争”
因为程君房在《程氏墨苑》结尾写了篇《续中山狼传》，将方于鲁比作忘恩负义的“四狼”之一，这让晚明徽墨历史上的“程方之争”多了些许戏剧色彩。而面对程君房批判，方于鲁基本上选择了“沉默不语”，是顾忌到师承关系，还是真的理亏？关于程君房和方于鲁之间的纠葛，同时期的文人名士也多有各自的观点和看法，他们留下的文字里所看到的“程方之争”又是怎样一番景象？
一
程君房在《墨苑自叙》和《续中山狼传》中分别提到了方于鲁的忘恩负义以及其制造假墨欺世盗名的行径。
我们在上文中提到，方于鲁耗尽父亲遗资贫病交加回到徽州，托人找到程君房谋口饭吃。学者曾从当时方于鲁写给族人方用彬的三封“求助信”推断方于鲁投入程门的时间。这三封信一封是借钱，一封是拿东西当钱并且讨价还价，第三封则是求同住以节省住宿开支。其中，第二封信收信人曾批注“四十五年正月十九日去文二两”。这里的“四十五年”当是嘉靖四十五年（1566）。可见方于鲁当时生活十分窘迫，与其“所席父遗资，挥斥殆尽”的背景比较契合。
但方于鲁是否就是1566年投入程君房门下的呢？程君房嘉靖四十三年（1564）就已经去北京国子监求学，并经他同学赵鹏程印证，1564~1567年他们两人一直在北京求学，“自甲子至丁卯，两人日夕过从，情逾兄弟。”可见方于鲁投入程君房门下并非在1566年，毕竟程君房在《续中山狼传》中用了大段文字，描述了他初见方于鲁时的情景。
从这些材料不难看出，程君房可能参加了嘉靖四十四年（1565）、隆庆二年（1568）两次科举考试不第后回乡。程君房见到方于鲁并聘其为“记室”应该发生在1568年甚至以后的事，只是当时的方于鲁生活的贫穷状态较之1566年更加不堪了。
另一方面，程君房的同学赵鹏程曾说，1571年时，他又在京师遇到了程君房，当时程君房也在准备科考。这一年，赵鹏程考上了进士，但程君房仍然名落孙山。从这个时间来判断，1571年程君房再度入京，可能正是拜入程君房门下的方于鲁媒娶程君房贴身侍妾的时候。这从《续中山狼传》中的描述不难看出：“会余将入都，命内子遣一侍儿。于鲁向居余门，闻其美丽，阴令子嘉树赂媒者，托以他人，辗转媒娶。”
程君房可能还参加了万历二年（1574）的科举考试，之后回到故乡，得知方于鲁的所作所为后，将其告上衙门，最终拆散了方于鲁和其侍女的婚姻，并将方于鲁驱逐出门。
1568~1574年，六年时间在程门专研制墨，也成就了方于鲁在制墨业上的技艺和名声，这为此后《方氏墨谱》出版及方墨进贡内廷打下了基础。
二
从1592年程君房捐资购得一个从九品的鸿胪寺小官来看，即便是在方于鲁被逐后，程君房还是一心扑在科举事业上，谋取功名从来都是他人生中的重要砝码。以至于方于鲁突然在制墨业上大放异彩，甚至“独占墨名”时，他有些措手不及。
程君房在京师做官的那年，还和方于鲁有过一次交集。按照程君房在《墨苑自叙》中的说法，方于鲁“资亡而故态见，复贷市人金”。因为欠钱没办法归还，逃窜到了京师。程君房得知后，“捕而执之，递遣以归”。方于鲁媒娶程君房贴身侍女以及程君房听闻自己身陷牢狱，方于鲁也参与了陷害，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让程君房将方于鲁列入了“中山狼”序列之中。但在入狱前写就的《墨苑自叙》中，程君房更多的篇幅是在写方于鲁制造假墨、欺世盗名的情况。
按程君房的描述，方于鲁制墨就是“窃其时名……人中则无有品号”，以至于“诡制赝墨，以罔市利”“货日伪而价日高”。程君房对此也十分自责，发出了“余重自咎，术授匪人”的感慨。程君房公开批评方于鲁制造赝墨，是不是因为方曾忘恩负义媒娶他的侍妾、抑或是方墨盛行让他忌妒呢？我们从同时期一些文人名士的公开言论来看，可能方于鲁确实存在制造假墨的问题。
大概在万历十六年(1588)至万历十九年(1591)间担任歙县知县的彭好古在为《程氏墨苑》所作的序中就说，新安久以墨名闻天下，他当歙县县令的时候，方于鲁墨最被推崇，尤其被誉为绝胜的“廖天一”墨。但彭好古买方于鲁最好的墨送人，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余尝取其绝胜者赠四方修文之士，姗姗胥薄之曰：‘是胡赝也。’因磨而试之，则见其膏如糊，其色如煤，不可以笔。乃叹曰：‘新安无墨哉，奈何以墨名相累。’”
彭好古在这篇序言中还提到了一个细节，就算是当时的徽州知府古公（古之贤）出大价钱买墨，方于鲁也拿假墨应付。“古公怒，请验于汪司马（汪道昆），逮而笞之。”彭好古为此发出感慨，方于鲁卖假墨，连郡邑的“一把手”长官都不回避，更不用说将假墨卖给其他人了。
明代山东书画家邢侗，在《程氏墨苑》“墨谈”中直截了当地表达了对方于鲁制造假墨的不满：“方于鲁墨擅名歙州，当以色泽规模取胜。磨之若糨，有香气，无墨气。所署非烟、廖天一，殊谬不然。”
在这种背景下，程君房决定自己来制墨，以为徽墨正名。“因捐资督制以矫之。而四方具目者不之于鲁，而之予矣。”徽墨史上的“程方之争”此时已经进入了更趋激烈的地步。
三
方于鲁的儿子方嘉树娶了同乡汪雷的女儿，从此和徽州名宿汪道昆攀上了亲戚关系，因此获得了汪道昆及其麾下文人群体的支持，甚至以此为契机，实现了内廷墨的进贡，这更加引起了程君房的不满。
方于鲁墨得以进贡内廷并获得认可，尽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方墨的品质有可取之处，但是否可以因此说程君房对方于鲁制造赝墨的指责是无理取闹，或是因为忌妒而发出的“诋毁”呢？
获得进贡内廷的资格，是徽州墨史“程方之争”的导火线之一。在商品经济兴起的晚明时代，进贡内廷的资格相当于一张国字号名片，可以成为商场盈利的无形资本，当然也可以成为以假乱真的“护身符”。邢侗在《程氏墨苑》“墨谈”一文中认为，方于鲁只有在给汪道昆制墨的时候才是尽力的，为的就是借助汪道昆的影响力推介自己的产品，以糊弄那些尊崇汪道昆但对制墨不明就里的人，正所谓“独为司马公出一瓣香，故司马据实标目乎。北士局曲井蛙，不免为墨氏司马揶揄。”
对于程君房在《墨苑自叙》和《续中山狼传》中的批评，方于鲁基本上保持了“沉默”，只在他文集一段“自叙”中隐隐约约作出了回应：“自余罹难以迄于今，与仇面绝十余年，何谤书层见迭出？余未尝以一字答之也。大都因诗忌名，因墨妒利，谤从二者而生焉。”
方于鲁在这段话中没有对“仇人”指名道姓，但从他所说“因诗忌名，因墨妒利”可以看出是对程君房批评的回应。因为程君房不仅在制墨上有成就，同时也工于诗赋。明代屠隆在为《程氏墨苑》所作序中说：“然君房实雅士，博物好古、工词赋，虽不与时流诸君结社竞名，居然词林翘楚，乃为墨掩，世未尽知君房。”
当然，也有文人名士认为程墨方墨不相上下，但程君房因被控杀人入狱，而认为程君房的人品不行，进而否定其墨品的。晚明博物学家谢肇淛评论“程方之争”时认为“墨品、人品，恐程终不胜方”。尽管他也承认方于鲁制墨质量有问题，“于鲁近来所造墨亦不逮前”，但谢肇淛并不认为方于鲁蓄意糊弄，而认为这是优质原材料匮乏所致。
作为同时期徽州墨业上的劲敌，程君房和方于鲁之间的纠葛争斗说到底还是商业竞争所造成的。从史料留下的一段段故事来看，“程方之争”最终为推动徽州制墨业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
程君房在《墨苑自叙》和《续中山狼传》中分别提到了方于鲁的忘恩负义以及其制造假墨欺世盗名的行径。
我们在上文中提到，方于鲁耗尽父亲遗资贫病交加回到徽州，托人找到程君房谋口饭吃。学者曾从当时方于鲁写给族人方用彬的三封“求助信”推断方于鲁投入程门的时间。这三封信一封是借钱，一封是拿东西当钱并且讨价还价，第三封则是求同住以节省住宿开支。其中，第二封信收信人曾批注“四十五年正月十九日去文二两”。这里的“四十五年”当是嘉靖四十五年（1566）。可见方于鲁当时生活十分窘迫，与其“所席父遗资，挥斥殆尽”的背景比较契合。
但方于鲁是否就是1566年投入程君房门下的呢？程君房嘉靖四十三年（1564）就已经去北京国子监求学，并经他同学赵鹏程印证，1564~1567年他们两人一直在北京求学，“自甲子至丁卯，两人日夕过从，情逾兄弟。”可见方于鲁投入程君房门下并非在1566年，毕竟程君房在《续中山狼传》中用了大段文字，描述了他初见方于鲁时的情景。
从这些材料不难看出，程君房可能参加了嘉靖四十四年（1565）、隆庆二年（1568）两次科举考试不第后回乡。程君房见到方于鲁并聘其为“记室”应该发生在1568年甚至以后的事，只是当时的方于鲁生活的贫穷状态较之1566年更加不堪了。
另一方面，程君房的同学赵鹏程曾说，1571年时，他又在京师遇到了程君房，当时程君房也在准备科考。这一年，赵鹏程考上了进士，但程君房仍然名落孙山。从这个时间来判断，1571年程君房再度入京，可能正是拜入程君房门下的方于鲁媒娶程君房贴身侍妾的时候。这从《续中山狼传》中的描述不难看出：“会余将入都，命内子遣一侍儿。于鲁向居余门，闻其美丽，阴令子嘉树赂媒者，托以他人，辗转媒娶。”
程君房可能还参加了万历二年（1574）的科举考试，之后回到故乡，得知方于鲁的所作所为后，将其告上衙门，最终拆散了方于鲁和其侍女的婚姻，并将方于鲁驱逐出门。
1568~1574年，六年时间在程门专研制墨，也成就了方于鲁在制墨业上的技艺和名声，这为此后《方氏墨谱》出版及方墨进贡内廷打下了基础。
二
从1592年程君房捐资购得一个从九品的鸿胪寺小官来看，即便是在方于鲁被逐后，程君房还是一心扑在科举事业上，谋取功名从来都是他人生中的重要砝码。以至于方于鲁突然在制墨业上大放异彩，甚至“独占墨名”时，他有些措手不及。
程君房在京师做官的那年，还和方于鲁有过一次交集。按照程君房在《墨苑自叙》中的说法，方于鲁“资亡而故态见，复贷市人金”。因为欠钱没办法归还，逃窜到了京师。程君房得知后，“捕而执之，递遣以归”。方于鲁媒娶程君房贴身侍女以及程君房听闻自己身陷牢狱，方于鲁也参与了陷害，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让程君房将方于鲁列入了“中山狼”序列之中。但在入狱前写就的《墨苑自叙》中，程君房更多的篇幅是在写方于鲁制造假墨、欺世盗名的情况。
按程君房的描述，方于鲁制墨就是“窃其时名……人中则无有品号”，以至于“诡制赝墨，以罔市利”“货日伪而价日高”。程君房对此也十分自责，发出了“余重自咎，术授匪人”的感慨。程君房公开批评方于鲁制造赝墨，是不是因为方曾忘恩负义媒娶他的侍妾、抑或是方墨盛行让他忌妒呢？我们从同时期一些文人名士的公开言论来看，可能方于鲁确实存在制造假墨的问题。
大概在万历十六年(1588)至万历十九年(1591)间担任歙县知县的彭好古在为《程氏墨苑》所作的序中就说，新安久以墨名闻天下，他当歙县县令的时候，方于鲁墨最被推崇，尤其被誉为绝胜的“廖天一”墨。但彭好古买方于鲁最好的墨送人，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余尝取其绝胜者赠四方修文之士，姗姗胥薄之曰：‘是胡赝也。’因磨而试之，则见其膏如糊，其色如煤，不可以笔。乃叹曰：‘新安无墨哉，奈何以墨名相累。’”
彭好古在这篇序言中还提到了一个细节，就算是当时的徽州知府古公（古之贤）出大价钱买墨，方于鲁也拿假墨应付。“古公怒，请验于汪司马（汪道昆），逮而笞之。”彭好古为此发出感慨，方于鲁卖假墨，连郡邑的“一把手”长官都不回避，更不用说将假墨卖给其他人了。
明代山东书画家邢侗，在《程氏墨苑》“墨谈”中直截了当地表达了对方于鲁制造假墨的不满：“方于鲁墨擅名歙州，当以色泽规模取胜。磨之若糨，有香气，无墨气。所署非烟、廖天一，殊谬不然。”
在这种背景下，程君房决定自己来制墨，以为徽墨正名。“因捐资督制以矫之。而四方具目者不之于鲁，而之予矣。”徽墨史上的“程方之争”此时已经进入了更趋激烈的地步。
三
方于鲁的儿子方嘉树娶了同乡汪雷的女儿，从此和徽州名宿汪道昆攀上了亲戚关系，因此获得了汪道昆及其麾下文人群体的支持，甚至以此为契机，实现了内廷墨的进贡，这更加引起了程君房的不满。
方于鲁墨得以进贡内廷并获得认可，尽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方墨的品质有可取之处，但是否可以因此说程君房对方于鲁制造赝墨的指责是无理取闹，或是因为忌妒而发出的“诋毁”呢？
获得进贡内廷的资格，是徽州墨史“程方之争”的导火线之一。在商品经济兴起的晚明时代，进贡内廷的资格相当于一张国字号名片，可以成为商场盈利的无形资本，当然也可以成为以假乱真的“护身符”。邢侗在《程氏墨苑》“墨谈”一文中认为，方于鲁只有在给汪道昆制墨的时候才是尽力的，为的就是借助汪道昆的影响力推介自己的产品，以糊弄那些尊崇汪道昆但对制墨不明就里的人，正所谓“独为司马公出一瓣香，故司马据实标目乎。北士局曲井蛙，不免为墨氏司马揶揄。”
对于程君房在《墨苑自叙》和《续中山狼传》中的批评，方于鲁基本上保持了“沉默”，只在他文集一段“自叙”中隐隐约约作出了回应：“自余罹难以迄于今，与仇面绝十余年，何谤书层见迭出？余未尝以一字答之也。大都因诗忌名，因墨妒利，谤从二者而生焉。”
方于鲁在这段话中没有对“仇人”指名道姓，但从他所说“因诗忌名，因墨妒利”可以看出是对程君房批评的回应。因为程君房不仅在制墨上有成就，同时也工于诗赋。明代屠隆在为《程氏墨苑》所作序中说：“然君房实雅士，博物好古、工词赋，虽不与时流诸君结社竞名，居然词林翘楚，乃为墨掩，世未尽知君房。”
当然，也有文人名士认为程墨方墨不相上下，但程君房因被控杀人入狱，而认为程君房的人品不行，进而否定其墨品的。晚明博物学家谢肇淛评论“程方之争”时认为“墨品、人品，恐程终不胜方”。尽管他也承认方于鲁制墨质量有问题，“于鲁近来所造墨亦不逮前”，但谢肇淛并不认为方于鲁蓄意糊弄，而认为这是优质原材料匮乏所致。
作为同时期徽州墨业上的劲敌，程君房和方于鲁之间的纠葛争斗说到底还是商业竞争所造成的。从史料留下的一段段故事来看，“程方之争”最终为推动徽州制墨业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