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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出了份《春晓报》
□蚌埠 徐玉向
  记得进校不久,“红枫”文学社因几个骨干陆续毕业,校内文学活动按了暂停键。同届财会班刘昌建跑到我宿舍,说“我们组建了一个文学社,原来的负责人其他事太多,你来当社长。”他的提议让我感到了压力。虽然发表过几篇作品,运营文学社我是一点经验也没有。
  运作文学社,相对于写作交流、发展社员和联系活动场地,办一张展现写作学习成果的报纸在当前非常必要。办报要审批、组稿、排版,经费最关键。我家在农村,能支持的有限。即使有了经费,能不能办好报纸,文学社活动能不能正常开展也是问题,全校师生的眼睛都在盯着啊。
  如果文学社不能正常运作,全校的文学爱好者就如一盘散沙。一个老牌院校,连个文学社都没有,会让其他学院们笑话。同城兄弟院校的文学社都有报纸,有的大学还有杂志。
  怎么办?我考虑了几天,仍下不了决心。刘昌建又跑到宿舍,“文学社的名称我们早都起好了,就是春晓文学社!”我开始动心了,这个名字起得太好了,“春晓”,春天的早晨,也是我们这一批文学爱好者的新的起点,《春晓》也是家喻户晓的唐诗,宣传起来就会省很多事。宿舍的同学也在不断撺掇,最终,我答应出任社长。
  我找了同届写作水平较好的同学商议,并取得了他们的支持。征得校团委书记马老师同意后,我和刘昌建邀请语文教研室的张老师钱老师当顾问。班主任程飞老师知道后非常高兴,他说“搞活动的场地可以在我们教室嘛,印报纸我们的班费可以支援一部分,再不够我个人出点,你们抓紧弄吧。”财会班班主任赵老师也表示大力支持。
  没有任何仪式,也没有邀请任何嘉宾,我们把前期登记的十几位文学爱好者叫在一起,简单地开了一次会后文学社的事就定了下来。接下来我和几个骨干分头行动。一组负责发展社员,一组负责组稿和编辑报纸。大约一个月后,我们的第一份样报出来了。程飞老师要我找同班王震想办法,他父亲是本市一家印刷厂的负责人。王震给他父亲打了电话约好时间,我和刘昌建借了自行车就往印刷厂跑。早已在厂门口等候的王伯伯看了一眼样报后竟笑了起来。我的脸马上红到了耳朵根。这份不像样报的东西,虽然花了我们整整一个礼拜,但在专业人士面前啥也不是。
  从印刷厂回来后的几天里,我心中一直七上八下的。一方面担心报纸出来后效果,怕被同学们嘲笑,另一方面又盼着报纸早些出来。
  “拿回去校对!”接过王伯伯递来的样报后,我的脸再次红了。这是一份经过精心设计和排版的样报,散发着淡淡的油墨香,样报上每一个字都凝聚着大家的关注。我拽起刘昌建就在印刷厂附近的一个小巷子里,蹲下来一个字一个字地过,一行一行地查,腿酸了就坐在地上,眼看涩了就揉揉。当我最后一次从印刷厂回到学校时,手上捧着厚厚的一摞《春晓报》。
  报纸发下去,在校内外竟然赢得很不错的反响,就连英语教研室的耿华老师都在教务处表扬我们。压在我身上的重担仿佛一下子轻了许多。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我们又连续开展了几场小活动,文学社的运营慢慢走上了正轨。一九九八年清明前,我还曾带着几张《春晓报》去新马桥干校联谊,回来后还特意写了首词纪念。
  第一张《春晓报》的诞生,是我追逐文学梦想过程中的一次有益实践和探索。面对重重顾虑和困难,在老师同学及所有关心我的人帮助下,我战胜内心的恐惧,选择面对。第一次办报,也是人生中一段重要里程,这给我日后的文学创作和工作生活带来启发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