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带有古城庐州印记的历史名人，明末清初之际，有着“龚合肥”之称的龚鼎孳位高名重，是京师文坛的领袖人物。由于存有争议以及文献不足等原因，关于龚鼎孳的研究目前还不够系统深入。
　　明清鼎革，被称为天崩地解的巨变时期，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波谲云诡，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山河变色，民生凋敝，战火不断，血雨腥风，个人命运多舛。许多时候，改朝换代未必能够真正推动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但是，没落腐朽的王朝为新兴力量所替代，已然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
　　身处乱世，以身殉节者有之，奋起抗击者有之，退隐乡野者有之，归顺新朝者有之，变化不定者也有之。对于龚鼎孳当时做出的政治选择，史家见仁见智，褒贬不一，难有定论。可是，作为文化名人，龚鼎孳文学方面的突出成就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认可和高度肯定。
　　龚鼎孳留下的众多著述，不仅属于文学作品，也是宝贵的历史资料。由此，我们可以通过诗史互证、文史互证以及书画与历史互证的研究方法，进入那个特定时空，接近当时的社会现实，更加深入细致地了解并重新认识那段特殊的历史，从而突破某些固有的思维局限，获取不同寻常的新发现。
　　真正了解一个历史人物，在充分认识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同时，还必须关注其个体本质特征，即从人的外在世界和内心世界两个方面着手，进行综合性研判。比如，关于行为动机，不仅需要了解外部诱因，也应探讨其本身的内驱需求。与言谈举止等外在表现不同，人的内心活动通常难以被外界察觉。但是，只有内心的东西才是最真实的，因为这些涉及人的本质。龚鼎孳的改仕新朝、不畏权贵、为民请命、扶危济困、提携后进等所作所为，无不与其丰富复杂的内心活动联系在一起。
　　对于历史人物，很难用一把尺子进行衡量。若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考量，自然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笔者不揣浅陋，在广泛收集并认真研读有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完成了《江左大家龚鼎孳》的写作。本书以确凿的历史资料为依据，以龚鼎孳及他人的相关诗文作品为线索，通过追寻这位“江左大家”的人生遭际和内心活动轨迹，试图从人文的视角，展现出这个“真才子”的多面性，以避免形成“脸谱化”的简单印象。
　　在我看来，历史的墨痕，往往擅长轮廓的勾勒和概貌的展示，呈现出的，如同线描画作，更像是工程图纸，井然有序，细致工整。其局限在于，缺乏温度，不解风情，甚至有些单调，有些刻板。文学的笔触，则如同水墨丹青，皴擦点染并用，浓淡干湿交织，重在以形写神，气韵生动，意蕴悠长。这类文字的魅力在于，可以引领人们抵达幽秘复杂的内心世界，触摸到人性中最为柔软的部分。只是，有时偏于主观，显得比较随性。二者各有千秋，却彼此相通。
　　有学者指出：“古人为学，虽有经史之分，未尝有文学之界；盖经史子集悉我国文学。若经书，以经典之，则经，若史书，以史论之，则史；如以文学解之，则经亦文学，史亦文学；审其哲思，又可作哲学研究之。”（魏子云《中国文学讲话·概说之部》编后记）
　　也有专家认为：“假若哲学是叫人学会智慧，文学催人产生激情，那么史学就应该兼具哲学和文学的长处，融而为一。史学产生的是一种大时间观，一种大局观，充满智慧性的思考。”（王家范《感受历史智慧是一种愉悦》）
　　上述言论，虽然视角不同，但都表明，在文史研究的过程中，应当打通文史哲，通过相互融会，开阔视野，突破思维局限。显然，对于历史人物的研究，尤当如此。
　　值得一提的是，龚鼎孳不仅是一位政治人物，文学上成就斐然，而且书画艺术造诣深厚，非常喜好戏曲。因此，关于龚鼎孳的研究，除了涉及文史哲法政等领域，还应关注其在艺术领域的相关行迹，比如，他与书画名家的作品酬赠、与戏曲界人士的交游等，从而更加全面地了解这位多才多艺的一代大家。
　　钱穆先生说过，对历史要有“温情与敬意”。（《国史大纲》序言）比较而言，文学性的表达似乎能够更好地体现这种理念和态度。文史类的著述，在用带有感性的笔墨书写历史的同时，更应以历史的眼光还原事实真相、以哲学的思维破解各种迷障。这就需要将学术知识、理性思考、辨伪考证等因素融入文字表达之中，在忠实地再现历史、力求书必有据的同时，通过合理的推断、感同身受的想象和带有情感色彩的笔调，丰富作品内涵。
　　当然，这种挑战难度较大。不过，对于一个跋涉者，人们未必在意他走得有多远、攀登得有多高，更看重的是，有没有迈开脚步的勇气以及敢于奔赴目标的信心。
　　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推进、人文关怀的持续改善以及社会包容性的进一步增强，人们更加尊重生命的价值，更加理解个体的差异性和文化的多样性。所有这些，为我们不断突破固有的思想禁锢提供了必要的动力，也为我们重新审视相关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事实真相，或隐或现，难以准确把握。尽管如此，还是期望本书对于龚鼎孳的探寻，无论外部的世界，还是内在的世界，走进的，都是龚鼎孳的真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