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是一个软弱的人，习惯逆来顺受，但体内又有一根倔强的筋，偶尔觉醒之时，又不愿屈从于命运。上苍起初给我的底色是暗淡的灰，我一生都在与此较量，企图给它涂上明亮的色彩。
　　我是母亲的第一个孩子，按理说应该宝贝才对，但听别人说，我刚生下来不久，如不是父亲坚决阻止，差点被她送给了别人。刚出生几天，连哭都没哭几声，又哪里惹得她厌烦？我想了半天，将此归咎于我的性别。如果我是个男孩，她是否会对我好一些？得出此结论，我是有根据的，我两岁时，弟弟出生了，他享受了我从未享受过的待遇：充盈的奶水，细心的爱抚，甜蜜的称呼，寸步不离的看护。
　　她很少抱我，都是父亲照顾我。父亲比她大八岁，老实、懦弱，她的一声吼能让父亲一哆嗦。我连个像样的名字都没有，就叫“妮”，上学了，才让村里的老师正式给我起了个学名。
　　我只比弟弟大两岁，却要比他多干几倍的活。
　　“妮儿，给羊割把草去。”
　　“妮儿，赶紧来烧锅，你弟弟饿了。”
　　“妮儿，去把这几件衣服洗了。”
　　“死妮子上哪儿疯去了？看不到都晌午了吗？还不赶快做饭！”
　　她和我说话从来都是用祈使句，要么就是责骂。
　　为了让我照顾弟弟，她非要我等两年再和弟弟一起入学。同伴们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去了学校，我背着弟弟站在路边，眼巴巴地看着，内心的渴望如潮水般涌起，却只敢让它汹涌到眼睛。
　　到了第二年的开学季，我鼓足了勇气去找她：“妈，我想上学。”她干脆利索地回绝了我。我第一次忤逆了她，以不烧锅抗议。“死妮子，反了你了！”她恼羞成怒，拎起烧火棍就朝我头上砸，我不躲不避，任血从额头淌下来，在脸上蜿蜒如蚯蚓。父亲吓坏了，平生第一次朝她吼道：“你想打死她啊！”不知是被我的血吓住了，还是被父亲的吼吓住了，她愣了片刻，扔掉烧火棍，一屁股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嚎：“你们长本事啦，都不把我放在眼里啦，开始联合起来欺负我了，老天爷啊，这日子没法过了……”我瞪着眼睛看她撒泼发疯，任谁都拉不走。
　　我是她的女儿，遗传了她的执拗狠绝。我用这种方式给自己赢得了上学的机会，因此，我分外珍惜。我不知道将来要干什么，我只模糊地觉得，只要好好学习就能考上大学，考上大学，就能离开这个家，离开她。
　　在这个世界上，我最怕无法实现愿望，也怕在实现愿望的路上，总遇到人为的波折。

（二）

　　三年级时，正赶上我家盖新房，那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一砖一瓦都需要自己烧制。做瓦坯时，需要在模具里垫上纸，母亲拿出我的书包，口朝下，散落一地刚发不久还带着墨香的书，片刻间就在她的手下分崩离析。父亲有些忐忑：“把书撕了，孩子咋上学？”“学可以等一年再上，可咱的房子不能等。”就这样，我在家被迫休学一年。别人在教室里汲取知识的时候，我在家和烧砖瓦的窑之间，提着装着饭菜的篮子来回奔波。不是没有怨恨，可即使有又能怎样？家里的旧房子破了，一下雨，屋里都没干的地方，我也想要一间干净温暖的新屋。想要某种东西就得付出代价，这是我长期在苦难中挣扎着生存得出来的结论。我有母亲的执拗狠绝，也有父亲为顾全大局而忍气吞声的善良。
　　在休学一年后，我终于还是像母亲所期望的那样，和弟弟一个班上学了。在我们娘俩来来回回的较量中，我赢了一局，她又扳回一局，命运的天平似乎在某一点上，又找到了平衡。
　　一天，父母在河边的责任田里干活，扒出一窝甲鱼卵，个个如鸽子蛋般大小，父母如获至宝，把它们捡回家，并放在瓦罐里腌了起来，隔三差五煮一个给弟弟加餐。四五十枚甲鱼蛋，我只吃了父亲偷偷塞给我的一个。我也有委屈，但并没有表现在脸上，别人不愿给予而去要来的“爱”并不香，何况也要不来。去讨要，除了自取其辱，还给自己添堵。我也有让自己骄傲的地方，那就是成绩，还没有谁能把我从第一的宝座上赶下来过。
　　每到开学季，为了能较为顺利地拿到学费，我拼命地干活：做饭、割草、洗衣，将自己忙得像弟弟鞭子下抽打的陀螺。直到到了老师规定的最后期限，她才不情不愿地把钱扔给我，对，是扔，远远地把钱像石子那样扔过来，有时砸到我身上，有时落在地上，如果是一把零钱，就会像天女散花一样。我弯一次腰，又弯一次腰，捡拾着钱，也捡拾着我用尊严换来的希望。
　　这样捡拾的机会，只持续到我上初二，无论我怎样卖力地干活，怎样低声下气地恳求，都再也得不到了。我第一次捂着脸绝望地哭了。父亲坐在我的面前，沧桑的脸笼罩在劣质烟卷燃烧出的烟雾里，每一条皱纹里都隐藏着悲戚，过了很久，他才说：“妮儿，你别怪你妈，咱家这条件供俩孩子上学确实困难，你看咱村和你一样大的丫头，大多都是小学毕业就打工去了，你已经比她们多上了两年。”他狠狠地吸了一口烟，又开口说：“后村的艳敏回来了，她在东莞电子厂里，一个月挣七八百块钱，回来给她父母买了好多东西，你妈眼馋了，想让你和她一块去，包都给你收拾好了，你要实在不想去，我……我再和你妈说说。”
　　“不用了，我去！”我背对着父亲，擦着纵横一脸的泪水，心像被捅出了一个窟窿，呼呼地朝里灌着冷风，又空又疼。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背着包出了门，父母把我送到车上，自始至终，我都没有再回头看他们一眼。
　　这是一家电子厂，很大，一千多名工人，有男有女，差不多的年纪，在各条流水线上消磨着大好的青春。我每天要站十多个小时，朝未成型的电子产品上安一个小小的零件，动作机械单一，周围哒哒的机器声不绝于耳。每天七点半上班，十二点下班，给一小时时间吃午饭，下午五点下班，晚饭也是一个小时，晚上加班到十点。在周而复始的重复中，我成了一个被命运提线的木偶，没了思想，也没了心。
　　我突然感觉到了恐惧，是那种走进了一个漆黑的山洞，不知出口在哪，也看不到一丝光亮的恐惧。不行！我要看到光，我要看到希望，我不要做一头被蒙着眼一圈一圈拉着磨的驴，我要做一匹自由奔跑的马，驰骋在广阔的草原。
　　于是我买了书，如饥似渴地读。它们是光，带我去寻找方向，它们也是锤，是斧，砸碎这将我圈起来的壁障。我只有十六岁，人生还很长，我还有理想，哪怕拐着弯，我也去靠近它，实现它。
　　我月工资800元，除了给家里寄500，留下100零花，剩余的200我存了起来。在外打工寄钱给家里，是我们村的传统，不然就是不孝，就是白眼狼。同时，我也希望我的汇款单，能让懦弱的父亲在家里活得硬气一点。
　　一年后，我攒了2000块钱。回到家，我去找了曾经的班主任，和他说了复读的愿望。班主任一直为我辍学而感到惋惜，看到我回来很是高兴，立刻帮我安排了班级。
　　母亲不出所料地破口大骂：“死妮子，出去一年翅膀硬了，你都能自己做决定了……”不等她说完，我转身进了屋，用一扇门隔绝了彼此。不再手心向上向她讨要学费，是我抗争的底气与根本。
　　我住了校，除非必要，我不再回家，我将自己当做海绵，沉浸在知识中，不知疲倦地汲取着。为了省钱，也为了省时间，我一天只吃两顿饭。我比同班同学大了三岁，我以高三的年龄，坐在初三的教室里，除了争分夺秒地拼命学习，实在想不出我还有啥资格去干其他的什么。
　　我没有后盾，无论是人力还是物力，我只有我自己，我不敢奢想高中，我知道那是一条漫长而又昂贵的路，我和我的2000块钱都走不到头。

（三）

　　我不知道那一年是怎么过来的，饥饿与充实同在，痛苦与快乐并存，那一年是一条伤痕，也是一枚勋章，在我人生的路上闪着红光。我每天只睡四个多小时，熬到形销骨立，我一边捡拾遗忘的知识，一边消化着新的内容。
　　我中考的目标是师范学校，那时候的师范招生，真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个县几万考生只收二百多人。师范学校不仅有生活补助，还包分配工作，这是我选择它的最重要的原因。我潜意识里还想向那个我叫母亲的人证明自己，我知道，只要我们还处于同一时空，我们的较量就一直都在。这是一场我自己选择的豪赌，我只能赢，不能输，否则在她面前，我一辈子都无法抬头。
　　我用一年的艰苦和身上的二十斤肉，换回了一张录取通知书。我拿着那张薄薄的纸站到了村口，陈旧发白的T恤挂在我的身上，在风的吹拂下，感觉像披着的一块破布。邻居大娘差点认不出我：“看这孩子，都瘦成一把骨头了，快回家吧，昨天你爸还念叨你呢。”
　　父亲看到我，看到通知书，老泪流了一胡子；母亲则有点别扭，半天扔出一句：“你还知道回来呀。”我笑了，又哭了——母亲，这一局，你输了！
　　两年后，我毕业分配了工作，在镇上的一所中学教书。父亲来看我，母亲也会跟着来，带着家里种的小菜。她也会和我叙话，三句话不离弟弟。
　　“你弟弟又没了工作，你同学多，能不能托人帮他安排一下？”
　　“你弟弟要结婚了，你是姐姐，得帮着出一部分彩礼。”
　　“你弟弟的孩子喝的奶粉不如你家的好，你买的时候多买一箱。”
　　我每次都答应，不是屈服于母亲，而是向自己妥协，我不需要命运再帮我寻找平衡，我可以自己搞定，我将这份委屈换个名字，叫宽容。
　　上个月，她中风了，父亲急得不知所措，我打了120，在医院里忙前忙后，衣不解带地服侍了六七天，直到她清醒。
　　一天，我给她买回了饭，扶她坐起来，把吃饭的桌子横在她面前，又将筷子递到她手里。她定定地看着我，说：“你都长白头发了。”“嗯，早长了。”她拿着筷子的手停在空中，盯着我半天没动。“快吃吧，都凉了。”我提醒道。她缓过神来，放低手，又抬起来，抹了一下眼睛：“我吃……我吃……”声音颤颤的。我低下头快速走出病房，泪如泉涌。
　　此时，太阳西坠，晚霞铺满了天空，映红了暗灰色的树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