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
乐器？礼器？
据统计，截至目前，已发掘古楚国墓葬逾6000座，主要集中在湖北、湖南、河南南部、安徽等地。笔者今天要说的虎座凤架悬鼓，基本上都出现在高等级的贵族楚墓中。目前，已基本确定淮南武王墩楚墓是楚考烈王墓，其中出土的虎座凤架悬鼓，是淮南警方从盗墓贼那儿追缴回来的，是个不完整的残件。虎座凤架悬鼓，本身是一件漆器。目前，我们所见的楚国贵族墓中的虎座凤架悬鼓形制大致相同，有人说这种“悬鼓”是乐器，有人说是礼器，莫衷一是。
野蛮无知的盗墓贼
2015年底，夏某等人从淮南武王墩楚墓盗得虎座凤架悬鼓、编钟、编磬等77件文物。案发后，淮南警方于2020年10月破获此案，将盗墓贼抓获，并成功缴获被盗文物。盗墓现场所见两个盗洞，一个直径为0.55米，另一个为0.15米，其中直径为0.55米的盗洞深达14米，是直通墓室棺椁的。可以想见，直径为0.55米的盗洞，仅仅能容纳一个人上下，盗掘编钟、编磬等单件，上下出入已颇不易。而缴获的虎座凤架悬鼓，高达1.92米，宽度略小于高度，这样的器物，如何从这个盗洞中带出来？这真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来自武王墩楚墓的这个虎座凤架悬鼓是残件；其之所以是残件，乃盗墓贼为了方便取出，人为将这面悬鼓在墓室中就锯断了。虽然说盗墓贼也知道眼前的器物价值连城，但他们关注的就是这个“价格”，至于器物身上负载的其它价值，盗墓贼是不太在意的。
经专业考古人员对这个残件进行鉴定，认定它就是楚墓中具有代表性的器物——虎座凤架悬鼓。这个残件所剩的部分仅为左边的一只凤鸟；右边一只凤鸟仅剩身体，颈部以上残缺；底座——凤鸟身下的两只虎犹在。其余部分全被锯断。
从其它楚墓出土的虎座凤架悬鼓形制看，这种器物的特征之一是左右对称：底座上面，屈踞着两只虎，虎尾相对；虎背上，以榫卯结构插着两只凤鸟的腿，支撑着两只昂首挺立的凤鸟；身上翎羽绘画精细，腹翅部有龙形图案；双凤尾巴相对，口含圆珠；两只凤鸟的红冠间，以绳索悬挂一面大鼓，鼓的位置正好在两只凤鸟之间；凤冠、喙及眼睛稍后的脖子，均为朱漆髹饰。构成器物的底座、虎、凤鸟和鼓，均严格按照左右对称结构布设。正因为虎座凤架悬鼓有这种特征，所以专家才判断武王墩楚墓中出土的虎座凤架悬鼓右边的凤鸟自脖子以上全部残缺，并认定其悬鼓丢失。
从这个残件的尺寸看，如果完整的话，它是目前所见同类器物中身形最高大的虎座凤架悬鼓。
各具审美的“悬鼓”
1957年-1958年，河南信阳长台关发掘的楚墓中，出土了一批重量级文物。本报曾经报道的、奏出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东方红》乐曲的编钟，就出自这个楚墓。这座楚墓中还出土了一件虎座凤架悬鼓。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考古发现最早的虎座凤架悬鼓，年代为战国中期。
这个虎座凤架悬鼓通高为162cm，长140cm，宽26cm。两只背靠背的老虎，张着大口，牙齿外露，眼睛椭圆，尾巴上翘，四肢前屈，作蹲伏状。虎身髹黑漆，但身上的斑纹却是银灰色。虎身上，各立一只凤鸟，两只凤鸟背向而立，昂首振翅，口含椭圆形宝珠。也是通身黑漆，羽毛黑漆发灰，头部有卷云纹，颈部饰有麟纹，尾羽根根清晰，绘以纤细的绒毛，生动逼真，大有一飞冲天之势。
漆艺、雕刻、彩绘，三种艺术集中呈现在这件悬鼓上，体现出当年楚人高超的审美观和丰富的表现手段。
2002年，在湖北枣阳九连墩2号楚墓出土的一件虎座凤架悬鼓，在同类器物中，可能是造型最别致的。它的大致架构仍然是典型的虎座、凤鸟、悬鼓，但仔细看，它的上中下部位均有特色：首先，两只老虎屈踞在一块由6条龙组成的底座上。这个“六龙底座”，是其它同类器物所不具备的。其次，中间部分——虎尾、凤尾及凤翅互不连接，这就使得本来可以承载凤鸟及悬鼓重量的支撑点消失，也就是说，凤鸟与悬鼓的重量，全部压在凤鸟的腿上。凤腿依旧是以榫卯结构与虎背相连，脚距尖锐突出，刚劲有力。其三，在左右两凤的背与颈之间，又各设计一只幼虎，幼虎的后腿屈蹲在凤背上，上半身抬起，前腿（手）托住悬鼓；扭首看着悬鼓正面，作微笑状；尾巴与头抵住凤颈，颇具张力。这样，悬鼓的高度就超过凤鸟的冠，明显比同类其它悬鼓高。由双凤、四虎、六龙构成的空间，气氛热烈。
2000年，湖北荆州天星观2号楚墓也出土一件完整的虎座凤架悬鼓。古墓年代为战国中期。这件悬鼓与2015年湖北江陵望山楚墓出土的悬鼓形制相似。悬鼓照样悬挂在两只凤鸟的冠颈与虎背之间。左右两只凤鸟的翅膀上，巧妙地设计了一对龙饰，蜷曲的龙尾与拱起的虎背相切，成为凤鸟身体的支撑；两只老虎后翘的尾巴，又与凤鸟的尾巴相切，成为承载凤鸟体重的又一个支撑点。威猛的两只老虎驯服地趴在地上，承载着两只昂首站立的凤鸟。凤鸟的足，以榫卯结构插在虎背上，髹漆与凤喙及凤头颈部朱漆颜色一致，上下呼应，浑然一体。
在此之前的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曾出土一件铜质虎座鹤架悬鼓。这件器物刚出土时，悬鼓和鹤架是分离的。鹤架的形制像凤架悬鼓中的凤鸟，只是鹤立在一个梯形底座上，昂首引颈，鹤头左右两侧各伸出一支鹿角，向上弯曲呈圆弧状。在这只立鹤的附近，有一面蒙皮鼓。鼓腔中部有三个铺首铜环，两横一竖。如果将竖环挂在上翘的鹤嘴上，那两个横环恰好可以挂在鹤头两侧向上弯曲的鹿角上，于是考古人员认定这面蒙皮鼓本来就是悬挂在这个立鹤架上的。立鹤嘴右侧下方刻有铭文：“曾侯乙乍（作）持用终”，人们由此知道，原来这是曾侯乙的专用器物。
考古是个细致活
鼓，原本扁平形，《隋书·音乐志》记载：“夏后氏加四足，谓之足鼓。殷人柱贯之，谓之楹鼓。周人悬之，谓之悬鼓。”可见，悬鼓始见于周朝，由足鼓、楹鼓发展而来。至于这个悬鼓“悬挂”在哪儿，未见文献记载。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楚墓中屡屡出现的虎座凤架悬鼓，终于帮我们解开了这个谜。
那么，“悬鼓”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有人说“虎座”，本为百兽之王的老虎，在这里成了屈踞于凤鸟之下的“乖兽”，意味着楚人征服猛兽，不畏强暴的精神；“凤架”，则是楚人崇尚鸣凤，向往安详。也有人认为，凤是楚人的吉祥物，意味着祥瑞长寿；虎是楚人的图腾，意味着勇武、威严。二者在一起，则体现了楚人对力量和美好的追求。
还有人提出，古代楚国与巴相邻，彼此间常常有战争，最终楚人战胜了巴人，而楚人的图腾是凤，巴人的图腾是虎，故虎在凤下——这就是虎座凤架悬鼓的寓意。
综上，悬鼓或为娱乐乐器，或为祭祀礼器，孰是孰非，莫衷一是。
一些年代久远的出土器物，今人很难知道它们是作什么用的，比如安徽博物馆藏的一件青铜器“云纹铜五柱器”，长得有点像现在的“路由器”，至今人们尚不知道它是用来干啥的。今人在研究这类器物时，一个基本的原则是参考传世文献。
关于战国时期的“鼓”，不乏古代文献记载。《左传·庄公十年》有《曹刿论战》，记载庄公十年春，齐师攻打鲁国，鲁庄公准备迎战，大夫曹刿请求与鲁庄公同行出战，观敌料阵，提出“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著名观点，终于在长勺大败齐师。《诗经·邶风》专门有一首《击鼓》，“击鼓其镗，踊跃用兵”，说的是击鼓征兵，去前方作战。
可见，在出土了虎座凤架悬鼓的几座楚墓下葬年代之前，鼓，是作战进攻的号令。另一首《小雅·鼓钟》，言“鼓钟将将，淮水汤汤，忧心且伤”，听见钟鼓之乐，便心生忧伤，是否与战争有关？当然，也有人解释是百姓听见国君整天奏乐而忧伤，属于“皇帝不急百姓急”一类了。
当然，鼓乐也是古代祭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祈求神灵保佑，驱邪避凶，都离不开鼓乐演奏。
野蛮无知的盗墓贼
2015年底，夏某等人从淮南武王墩楚墓盗得虎座凤架悬鼓、编钟、编磬等77件文物。案发后，淮南警方于2020年10月破获此案，将盗墓贼抓获，并成功缴获被盗文物。盗墓现场所见两个盗洞，一个直径为0.55米，另一个为0.15米，其中直径为0.55米的盗洞深达14米，是直通墓室棺椁的。可以想见，直径为0.55米的盗洞，仅仅能容纳一个人上下，盗掘编钟、编磬等单件，上下出入已颇不易。而缴获的虎座凤架悬鼓，高达1.92米，宽度略小于高度，这样的器物，如何从这个盗洞中带出来？这真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来自武王墩楚墓的这个虎座凤架悬鼓是残件；其之所以是残件，乃盗墓贼为了方便取出，人为将这面悬鼓在墓室中就锯断了。虽然说盗墓贼也知道眼前的器物价值连城，但他们关注的就是这个“价格”，至于器物身上负载的其它价值，盗墓贼是不太在意的。
经专业考古人员对这个残件进行鉴定，认定它就是楚墓中具有代表性的器物——虎座凤架悬鼓。这个残件所剩的部分仅为左边的一只凤鸟；右边一只凤鸟仅剩身体，颈部以上残缺；底座——凤鸟身下的两只虎犹在。其余部分全被锯断。
从其它楚墓出土的虎座凤架悬鼓形制看，这种器物的特征之一是左右对称：底座上面，屈踞着两只虎，虎尾相对；虎背上，以榫卯结构插着两只凤鸟的腿，支撑着两只昂首挺立的凤鸟；身上翎羽绘画精细，腹翅部有龙形图案；双凤尾巴相对，口含圆珠；两只凤鸟的红冠间，以绳索悬挂一面大鼓，鼓的位置正好在两只凤鸟之间；凤冠、喙及眼睛稍后的脖子，均为朱漆髹饰。构成器物的底座、虎、凤鸟和鼓，均严格按照左右对称结构布设。正因为虎座凤架悬鼓有这种特征，所以专家才判断武王墩楚墓中出土的虎座凤架悬鼓右边的凤鸟自脖子以上全部残缺，并认定其悬鼓丢失。
从这个残件的尺寸看，如果完整的话，它是目前所见同类器物中身形最高大的虎座凤架悬鼓。
各具审美的“悬鼓”
1957年-1958年，河南信阳长台关发掘的楚墓中，出土了一批重量级文物。本报曾经报道的、奏出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东方红》乐曲的编钟，就出自这个楚墓。这座楚墓中还出土了一件虎座凤架悬鼓。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考古发现最早的虎座凤架悬鼓，年代为战国中期。
这个虎座凤架悬鼓通高为162cm，长140cm，宽26cm。两只背靠背的老虎，张着大口，牙齿外露，眼睛椭圆，尾巴上翘，四肢前屈，作蹲伏状。虎身髹黑漆，但身上的斑纹却是银灰色。虎身上，各立一只凤鸟，两只凤鸟背向而立，昂首振翅，口含椭圆形宝珠。也是通身黑漆，羽毛黑漆发灰，头部有卷云纹，颈部饰有麟纹，尾羽根根清晰，绘以纤细的绒毛，生动逼真，大有一飞冲天之势。
漆艺、雕刻、彩绘，三种艺术集中呈现在这件悬鼓上，体现出当年楚人高超的审美观和丰富的表现手段。
2002年，在湖北枣阳九连墩2号楚墓出土的一件虎座凤架悬鼓，在同类器物中，可能是造型最别致的。它的大致架构仍然是典型的虎座、凤鸟、悬鼓，但仔细看，它的上中下部位均有特色：首先，两只老虎屈踞在一块由6条龙组成的底座上。这个“六龙底座”，是其它同类器物所不具备的。其次，中间部分——虎尾、凤尾及凤翅互不连接，这就使得本来可以承载凤鸟及悬鼓重量的支撑点消失，也就是说，凤鸟与悬鼓的重量，全部压在凤鸟的腿上。凤腿依旧是以榫卯结构与虎背相连，脚距尖锐突出，刚劲有力。其三，在左右两凤的背与颈之间，又各设计一只幼虎，幼虎的后腿屈蹲在凤背上，上半身抬起，前腿（手）托住悬鼓；扭首看着悬鼓正面，作微笑状；尾巴与头抵住凤颈，颇具张力。这样，悬鼓的高度就超过凤鸟的冠，明显比同类其它悬鼓高。由双凤、四虎、六龙构成的空间，气氛热烈。
2000年，湖北荆州天星观2号楚墓也出土一件完整的虎座凤架悬鼓。古墓年代为战国中期。这件悬鼓与2015年湖北江陵望山楚墓出土的悬鼓形制相似。悬鼓照样悬挂在两只凤鸟的冠颈与虎背之间。左右两只凤鸟的翅膀上，巧妙地设计了一对龙饰，蜷曲的龙尾与拱起的虎背相切，成为凤鸟身体的支撑；两只老虎后翘的尾巴，又与凤鸟的尾巴相切，成为承载凤鸟体重的又一个支撑点。威猛的两只老虎驯服地趴在地上，承载着两只昂首站立的凤鸟。凤鸟的足，以榫卯结构插在虎背上，髹漆与凤喙及凤头颈部朱漆颜色一致，上下呼应，浑然一体。
在此之前的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曾出土一件铜质虎座鹤架悬鼓。这件器物刚出土时，悬鼓和鹤架是分离的。鹤架的形制像凤架悬鼓中的凤鸟，只是鹤立在一个梯形底座上，昂首引颈，鹤头左右两侧各伸出一支鹿角，向上弯曲呈圆弧状。在这只立鹤的附近，有一面蒙皮鼓。鼓腔中部有三个铺首铜环，两横一竖。如果将竖环挂在上翘的鹤嘴上，那两个横环恰好可以挂在鹤头两侧向上弯曲的鹿角上，于是考古人员认定这面蒙皮鼓本来就是悬挂在这个立鹤架上的。立鹤嘴右侧下方刻有铭文：“曾侯乙乍（作）持用终”，人们由此知道，原来这是曾侯乙的专用器物。
考古是个细致活
鼓，原本扁平形，《隋书·音乐志》记载：“夏后氏加四足，谓之足鼓。殷人柱贯之，谓之楹鼓。周人悬之，谓之悬鼓。”可见，悬鼓始见于周朝，由足鼓、楹鼓发展而来。至于这个悬鼓“悬挂”在哪儿，未见文献记载。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楚墓中屡屡出现的虎座凤架悬鼓，终于帮我们解开了这个谜。
那么，“悬鼓”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有人说“虎座”，本为百兽之王的老虎，在这里成了屈踞于凤鸟之下的“乖兽”，意味着楚人征服猛兽，不畏强暴的精神；“凤架”，则是楚人崇尚鸣凤，向往安详。也有人认为，凤是楚人的吉祥物，意味着祥瑞长寿；虎是楚人的图腾，意味着勇武、威严。二者在一起，则体现了楚人对力量和美好的追求。
还有人提出，古代楚国与巴相邻，彼此间常常有战争，最终楚人战胜了巴人，而楚人的图腾是凤，巴人的图腾是虎，故虎在凤下——这就是虎座凤架悬鼓的寓意。
综上，悬鼓或为娱乐乐器，或为祭祀礼器，孰是孰非，莫衷一是。
一些年代久远的出土器物，今人很难知道它们是作什么用的，比如安徽博物馆藏的一件青铜器“云纹铜五柱器”，长得有点像现在的“路由器”，至今人们尚不知道它是用来干啥的。今人在研究这类器物时，一个基本的原则是参考传世文献。
关于战国时期的“鼓”，不乏古代文献记载。《左传·庄公十年》有《曹刿论战》，记载庄公十年春，齐师攻打鲁国，鲁庄公准备迎战，大夫曹刿请求与鲁庄公同行出战，观敌料阵，提出“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著名观点，终于在长勺大败齐师。《诗经·邶风》专门有一首《击鼓》，“击鼓其镗，踊跃用兵”，说的是击鼓征兵，去前方作战。
可见，在出土了虎座凤架悬鼓的几座楚墓下葬年代之前，鼓，是作战进攻的号令。另一首《小雅·鼓钟》，言“鼓钟将将，淮水汤汤，忧心且伤”，听见钟鼓之乐，便心生忧伤，是否与战争有关？当然，也有人解释是百姓听见国君整天奏乐而忧伤，属于“皇帝不急百姓急”一类了。
当然，鼓乐也是古代祭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祈求神灵保佑，驱邪避凶，都离不开鼓乐演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