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东图书馆编辑同仁合影，后排右三为汪原放。

亚东图书馆旧址。 

　　陈独秀和汪孟邹都是安徽人，一个是安庆怀宁人，一个是徽州绩溪人。汪孟邹的哥哥汪希颜是陈独秀留学日本时结识的好友，汪原放是汪希颜的儿子。汪氏叔侄是著名的出版家，他们当年经营的亚东图书馆，在上海滩也是颇有名气。陈独秀因办报而与汪孟邹建立了工作关系，天长日久，这种关系便发展成为与汪氏叔侄山高水长的友谊。
　　亚东图书馆
　　1903年冬，汪孟邹在芜湖长街开办一个既卖图书又卖文具的新书店，取了个很新潮的名字：科学图书社。此时，陈独秀正筹办《安徽俗话报》，他来到芜湖告诉汪孟邹，想在这里编辑和发行《安徽俗话报》，汪孟邹直言相告：“我们徽州人可是吃惯了苦，我这里每天两顿粥，清苦得很。你行吗？”陈独秀笑着回答：“就吃两顿粥好。”就这样，陈独秀在科学图书社办起了《安徽俗话报》，一直办了二十三期，于1905年停刊。
　　辛亥革命成功后，安徽成立都督府，柏文蔚为都督，陈独秀为秘书长。一些朋友撺掇汪孟邹去找陈独秀谋个肥缺差事。汪孟邹来到都督府所在地安庆找陈独秀，满以为有求必应，没想到陈独秀却沉着脸说：“回去，回去，你还是回芜湖卖你的铅笔、墨水、练习簿的好。我来和烈武（即柏文蔚）说，要他帮一点忙，你还是到上海开一个书店好，就叫亚东图书馆吧。”
　　汪孟邹想了想，觉得说的有道理。他又将汪原放从芜湖召至上海，在福州路（原四马路）惠福里办起亚东图书馆，后来又迁到河南路平和里。1914年春，又迁到江西路口的福华里。亚东图书馆迁来迁去，一直离不开狭窄的弄堂，陈独秀对此很不满意，多次劝说汪孟邹将书店迁出弄堂。有一次，陈独秀甚至变色地说：“你要死，只管还缩在弄堂里，你要活，一定要走出弄堂，上大马路。”1919年初，亚东图书馆终于迁至五马路（广东路）棋盘街西首。
　　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东渡日本避难。从日本回来后，他便想让亚东帮助他办一本杂志。可彼时亚东已经没有能力接受老友的托付。汪孟邹是个热心人，找到同行老友、群益书社的陈子寿、陈子沛兄弟，让群益书社和陈独秀合作。这份杂志便是风靡一时的《新青年》。
　　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后，北大委托亚东图书馆为其在上海的总经销，专门销售北大出版的新书。《新青年》也一直由亚东销售。陈独秀还把《每周评论》和《新潮》等都交由亚东销售，亚东图书馆成了新思潮的传播阵地。
　　新式标点符号
　　胡适最早主张用新式标点取代古籍中的旧式句读，汪原放则是第一个实践者。他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汪孟邹：“大叔，我想给《水浒》《红楼梦》《儒林外史》和《西游记》标点和分段。《水浒》的工作已准备好，我想先从它开始。您同意吗？”
　　汪孟邹听罢并不赞同，他虽然知道侄子的古文功底，可他更多考虑的是书的出版发行。汪孟邹向陈独秀搬救兵，希望劝劝汪原放。陈独秀让汪原放把标点的《水浒》给他带回去看看。没过几天，陈独秀又来到亚东，一进门便高兴地说：“我看过了，很好，能出。眉批夹注删掉好，读书嘛，就要让读者自己去读。”他把书放在桌上，高兴地说：“我已给适之去信，让他为原放标点、分段的《水浒》写个序。”1920年8月20日，由汪原放标点、分段的《水浒》，在亚东图书馆正式发行。陈独秀和胡适分别为之作《水浒新叙》和《水浒传考证》。初版时，亚东图书馆只印了二千部，一上架便销售一空。这增强了汪原放的信心，他又陆续标点了《儒林外史》和《红楼梦》。
　　当《儒林外史》将排版时，汪孟邹又邀陈独秀作序。陈独秀却让汪原放先写，几天后，汪原放把代写的序交给了陈独秀，陈独秀细心地阅读后，仅改动了几个字。汪原放在陈独秀的鼓励下，胆子更大了，又标点了《西游记》《三国演义》《镜花缘》《水浒续集》《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和《海上花》等。这一工作得到鲁迅和胡适的赞扬和肯定。鲁迅说，汪原放的“标点和校正小说，虽然不免小谬误，但大体是有功于作者和读者的”。胡适说：“我的朋友汪原放用新式标点符号把《水浒传》重新点读一遍，由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出版，这是用新标点来翻印旧书的第一次。”
　　友谊地久天长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又回到上海，最初居住在亚东图书馆。1922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在上海创刊。陈独秀让亚东筹措最好的纸张，以作《向导》印刷之用。《向导》印好后，亚东还承担了它的发行工作。
　　汪原放和陈独秀的第二个儿子陈乔年年龄相仿，乔年常来亚东图书馆，时间久了，他们便成了朋友。1925年，由陈乔年和郭伯和介绍，汪原放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5月，汪原放奉指示前往汉口，任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管理长江书店、长江印刷厂和宏源纸行，负责《向导》的出版、印刷和发行。大革命失败后，汪原放陪同陈独秀由武汉来到上海，由于行迹匆匆，汪原放忘记带组织关系，与党失去联系，汪原放很是焦虑。陈独秀知道了这件事情，他让陈乔年告诉汪原放，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还是把书店事做好要紧。书店很不容易做，不进则退。”汪原放遵照陈独秀的意见，又回到亚东图书馆，重操旧业，当起编译。
　　1932年10月，陈独秀又一次被捕入狱。陈独秀在狱中寄来明信片，说他生病了，想亚东派人去看望。汪原放撂下手头的事，来到南京第一模范监狱，由狱警引进一间囚所。只见陈独秀捂着肚子，从床上坐了起来说：“我的胃病犯了，实在疼痛难耐。”他让汪原放回上海去找黄仲医生。
　　陈独秀说完治病的事后，便问起亚东图书馆的情况。他看着汪原放动情地说：“我对亚东是有特殊感情的。十年前，离开陈炯明，辞去教育委员长，我便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如果不是亚东一次一次地预支《独秀文存》的版税，我也不清楚，日子会怎样地过下去。”
　　1933年5月，汪原放又一次来南京探视。两人互道问候后，陈独秀让汪原放重印《独秀文存》，以偿还拖欠亚东的账。汪原放回到上海后，便重印《独秀文存》，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所印四千部一次告罄。老友柏文蔚、章士钊给陈独秀送来一些钱，以贴补生活之需，也都是暂时存放在亚东图书馆。陈独秀执意用这些钱抵销欠亚东的账。这时，亚东已是汪原放主事，他体谅陈独秀的清贫，陈独秀每每催问此事时，他总是敷衍。是年6月16日，陈独秀又给汪原放来信说：“柏、章诸君曾有小款托尊处转收，不知全数若干？除以此扣还外，尚欠尊处若干？务请抄一细账赐知。无论如何深交，账目必须清楚。令叔对此往往糊里糊涂，望兄一矫正之。”
　　陈独秀晚年在四川江津时，过着十分凄凉的生活。更可悲的是，疾病的疼痛已折磨得他不能握笔写作，这也就意味着再也不能以文赚酬了。汪孟邹知道后为之心疼和焦虑，他给时在美国的胡适去信，寻求帮助，信中说：“私意如就吾兄在美之便，或向政府设法，为他筹得川资，使他与爱人潘女士得以赴美游历旅行，病体当可易愈，因他体气素强，诸事乐观之故。到美之后，如林语堂卖文办法，陶行知演讲的办法，该生活无虞。”
　　陈独秀知道后，虽十分感谢，却一口回绝道：“我生活要求简单，也不愿去异国他乡，更厌烦见生人，所以，我还是不去美国好。”
　　陈独秀和汪氏叔侄及亚东图书馆的交往和友谊，经历了漫长岁月的风雨洗礼，充满革命的激情，如陈独秀在《科学图书社二十周年纪念册》的题词中所说：“二十年前，孟邹以毫无商业经验的秀才，跑到芜湖开书店，实是盲目行动，然当时为热烈的革新感情所趋（驱）使，居然糊糊涂涂，做到现在状况。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为革新感情所趋（驱）使，寄居在科学图书社楼上，做《安徽俗话报》，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吾衣被，亦不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