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隔离在家，动了写作这部书的念头，动笔写后记，距初稿完成整整一年矣。上部全在病中完成，写作时心境悲凉，却也淡然，以为随时会死，便有了做遗书的心境。我在初稿题记写道：“这是我留给世界的遗言”。完稿后，身体慢慢康复，有了新的计划。
　　我终究不是个向命运低头的性子，于是，删去题记。
　　这几年，常听作家朋友说，新冠后，对世界、对人生、对文学的看法改变了。我深有同感。如果一个作家的写作没有因此而改变，如果他对这巨大的灾难无动于衷，几乎是不可理解的。问题是，每个人因为身份、地位、经历、所处环境，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甚至于感染新冠后症状的不同，这改变也是全然不同的。于我而言，一些过去看重的东西，现在变得不重要了，一些过去轻视的问题，现在变得重要了起来。有些过去不喜欢的小说，现在突然觉得真好，比如黑塞的《荒原狼》，而有些过去曾经无数次阅读的经典，现在却提不起了兴趣。这变化是巨大的，却又一时难以说清。与朋友交流，达成的共识是都在改变，不能达成共识的，却是改变后所呈现的“新我”。这“新我”，也许会让熟悉的朋友们觉得陌生。小说定稿后，我打印十多本，给了能说真话的朋友，他们中有专业的编辑家，小说家，也有普通的读者。我想听听他们对这“新我”的看法，评价是一致的，这个“新我”不是之前的“我”。
　　我在朋友圈发了两句话：
　　我非我时谁是我，我是我时我是谁？
　　最初拟定的书名为《凡人传》，我在电脑上贴了张小纸条：
　　你我皆凡人，活在人世间。
　　凡人皆有一死，凡人皆须侍奉。
　　我只想写一个平凡普通的中国人短暂而又漫长的一生。
　　因文学观念的改变，也因写遗书的心态，我选取了最质朴简洁的结构与语言。我想探究的是，个体如何在大时代保持独立性。
　　改变世界难，不被世界改变更难。我想写的，就是这既被世界改变，又不甘被世界改变的个体的抗争。我更喜欢与命运抗争的悲情英雄，即罗曼·罗兰所说的，“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如同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一度，书名改成了《荒诞与激情》。人生是荒诞的，但我更喜欢那在荒诞中满怀激情的挣扎与奋斗。《百年孤独》最打动我的，并不是小说中魔幻的想象，而是回荡在荒诞中的激情。许多人年纪越大越靠近老庄，而我相反，年轻时热衷老庄，年纪越大越觉得逆水行舟更为可贵。
　　这部书，我有意违背了小说的常识。
　　事实上，从《收脚印的人》我就这样干了。因为我想说话，现在我越发确定，说话，是小说最重要的使命，或者说，是我心中杰出小说最重要的使命。
　　鲁迅说：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我终究是要开口，且将继续开口。
　　王端午死了，故事并未结束，或者，这只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如果说，这个故事是“昼”，那么，即将开始的故事将属于“夜”。我也并不知道这个“夜”的故事将如何展开，一切都是未知。
　　所有过往，皆为序章。
　　生死死生，不舍昼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