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也就是1954年的年初，在安徽合肥，一对年轻人结婚了。新郎刘定九（我的父亲），当时是合肥市政府文教科文化组组长。新娘刘俊（原名刘安秀，我的母亲）是小学教师、大队辅导员。
　　新房应该是在操兵巷里的季家祠堂内，当时市政府的一部分宿舍就在那里。简单的家具，加上两个人的铺盖，便再没有什么东西了。那时候时尚新事新办，订婚、彩礼这类东西肯定是没有的，两家父母是不是会礼节性地见个面也都难说。没听父母说过，我也没想起来问这件事。
　　结婚当天来了不少人，主要是父亲所在的合肥市政府文教科的同事们，是不是这几个人合伙送一床被面，那几个人凑钱买两个水瓶，或者独自送一副枕套、一块台布什么的，我想应该会有的。那时候不叫“礼轻人意重”，而是革命感情的表达。
　　还有一样东西很别致，一块粉色的丝绸，70cm长，40cm宽，用水彩在左右两边画了些简单的图案，总体以文字为主。右边装饰图案里有一句话：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主题文字是：“定九、安秀同志侣伴之禧”。左边是：“文教科全体同志敬赠”，上侧中间画了两只金黄色的蝴蝶（唯一比较传统的元素）。三边图案的中间，是供同事们签名的地方，数了一下，一共有20位左右的同事签了字，或竖或横，随意不拘。
　　对于现在绝大多数的人们来说，董拯、张明恒、刘廷法、薛正禄、戴侠、焦凤来、黄述南等人的名字无疑都是陌生的，但他们曾经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精神抖擞，充满活力。他们是新中国合肥市第一批文化教育工作者，为了这座城市文化教育事业的起步和发展做出过自己的一份贡献。
　　还有一点让我印象深刻，那就是所有贺喜者几乎都是用毛笔签名（仅一人用的钢笔），那么的雅致、耐看。有几位时常被我父母称道的叔叔阿姨的字，果然是不同凡响。
　　结婚之后，25岁的父亲和22岁的母亲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年轻，工作又多，两个人整天忙忙碌碌、风风火火。幸亏那时候的待遇好，生活有人照料，生了孩子也会安排人照顾喂养，否则真不知道他们会如何手忙脚乱、狼狈不堪。不过后来的日子证明，我的父母还是很了不起的，真正的好日子能过、苦日子也能过。
　　当然不仅仅是日子清苦，精神上也屡屡遭受打击。一直以为父母是坚强的，现在渐渐明白，有的时候你必须坚持、忍耐，同时在极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回击，或者说保持一种回击的状态。在至少20年的时间里，父母尽力维护我们这个家，同时通过他们不懈的努力，慢慢改善他们和我们全家的生存环境，而在整个过程中，受伤最深的应该是他们。具体的体现是母亲的身体垮了，父亲的个性上、心理上受到不可修复的损害。
　　我在想，父母能够在70年时间里相互扶携，共同度过一个个艰难的日子、病困交加的日子，自然也包括那些平安但平淡的日子，靠的不仅仅是他们之间的感情和他们的责任感，而是一种素养和品质，这些源于骨子里的东西让他们从容、淡泊和不放弃。
　　从来就认为父亲是了不起的，吃了那么多的苦，遭了那么多的罪，依然凛然挺拔，对于病弱的母亲是那样的用心呵护。母亲一日三次的服药、一年四季的保健，全靠着他的耐心和细致。对于家里重大事情的把握和决定是那样的沉稳、到位，始终保持的忧患意识尽管有其消极的部分，但对于家庭成员正面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即便到了他渐渐老了，孩子们从渐渐可以分担一些到后来可以分担了大部分，他依然保持着惯常的状态，时常做出一些提醒和叮嘱。
　　由于母亲始终处于一种被安抚、保护、呵护的状态，或许会让人忽视她在这个家里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在平复父亲的情绪、支持父亲的一切努力，尽力给我们兄弟以关爱，平衡大家庭成员之间的各种关系等方面。早些年时，由于身体出现问题或者外部各种原因，母亲的情绪会出现波动，但如果这时候父亲的情绪也很糟，母亲会竭力控制自己，让家庭处于一种相对平静的状态。因此，父母亲从没有出现过很激烈的争执，一方的怨气、火气自然也会很快消失在另一方的冷静和容忍中。
　　我想，当夫妻两个人处于某种意义上“一体”的状态时，或许彼此都会有些失去或者说牺牲，但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绝对是一种平稳、和谐。这个时候，放松、放下不但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享受。
　　就这样，从1954年到2024年，整整70年过去了，尽管96岁的父亲和93岁的母亲终将会被死亡分开，但我愿意相信，他们最终会以另一种形式重逢，在某个空间里，在我们这些做子女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