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屑坝，在立德乡，去城西二十余里。楚中诸大姓，多于元明之际自此徙。”其实，同治版《鄱阳县志》这段文字不够全面，除了荆楚大地，长江中下游同样是瓦屑坝移民的新家园。
　　与戴名世、方苞并称清初三才子的清朝翰林院编修、皖江文化倡导者朱书，其著作《杜溪文集》卷三载：“吾安庆……神明之奥区，人物之渊薮也。然元以后至今，皖人非古皖人也，强半徙自江西，土著才十一二耳。”
　　据不完全统计，“江西填湖广”共移民二百一十四万，绝大多数从饶州瓦屑坝迁出。从《瓦屑坝新考》对已收集到的家谱分析看，瓦屑坝移民主要分布于安徽、湖北、湖南、江苏、河南、重庆等地，其中安徽暂知有二十七个市县，实际数量一定更大。
　　移民后裔，精英辈出，仅江淮地区就有张英、张廷玉、李鸿章、刘铭传、段祺瑞、陈独秀、严凤英、邓石如、邓稼先等一大批翘楚。康熙《潜山县志》记载了清朝宰相、以礼让佳话盛名的张英家世，始祖张贵四，“自鄱阳瓦屑坝徙于桐”。张贵四的弟弟张贵七同为移民对象，不是“徙于桐”，而是另迁潜山。亲兄弟之所以异地安置，是防患于宗族势力坐大，“分而治之”，可以降低在迁入地抱团生乱的概率，史称“洪武赶散”。
　　除了族谱和方志上的白纸黑字，其他文化遗存亦如一个个或明或暗的胎记。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重庆电视台一档《雾都夜话》方言节目，我几乎每期必看，吸引力除了剧情贴近百姓，更有方言与我的家乡宿松有诸多共通之处。相隔两千多里，方言何以如此切近？原来，除了六百多年前洪武年间的“江西填湖广”，在三百多年前的康熙年间，又进行过一轮“湖广填四川”大移民。曾编辑过我多篇文章的《四川文学》卓慧副主编，与我探讨祖籍问题时说，相传她们家族是从湖北麻城孝感乡迁入川地的。麻城与宿松山水相连，人文相亲，都是瓦屑坝移民安置地，追根溯源，许多四川人的根其实也在瓦屑坝。
　　血液是家族的标签，方言是地域的标签，业界将安庆定位为赣北语系方言区，也反映出当年移民多于土著。今天的宿松方言与鄱阳方言，二者共通之处比比皆是。如脯胸即胸脯、鸡公即公鸡、闹热即热闹、腋嘎指翅膀、门虫指蚊子、团鱼指老鳖、把姐姐叫甲甲、把叔叔叫牙牙、把爷爷叫嗲嗲……
　　一些特有字词，则折射了鄱阳湖渔民文化的烙印。渔民在水里谋生，最怕风高浪急，翻船意外，故生活中忌讳“翻”字。船上湖水煮湖鱼，吃净一边需将另一边翻过来时，不讲翻，多用“车一下”代指。即使今天，我把家具挪个方位、请别人转身，都是习惯性地说“车一下”。
　　除了从鄱阳湖“拿来”的概念，在移民过程中也创造了新词。移民带有强制性，为防止中途逃跑或跳湖，只好将移民对象双手捆绑上路，内急时，就请押送人员解开被捆绑的双手。就这样，代指大小便的“解手”沿用至今。与“解手”异曲同工的是，在合肥、安庆等地尚存的“厝棺”现象，同样是瓦屑坝移民的衍生物。
　　叶落归根，移民虽远离故土，但心系故乡，入宗祠堂、葬祖坟山是身后的归宿。但山水迢迢，人去世了，不可能随时运往江西，暂且在空地停柩三年，一俟成行，再开棺捡骨，装入便携式“捡材”，星夜兼程，背回江西入土为安。若三年仍不能如愿，只好抱憾就地下葬，厝棺习俗由此形成。
　　江淮之地，水陆要冲，自古兵家必争，而位于吴头楚尾的宿松，更易受到战乱冲击。历史上，宿松既是瓦屑坝移民输入地，也是人口向外输出地。一百七十多年前，在安庆迁往陕南的移民中，就有我们千三公吴氏一族，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两地后人清明期间互有往来，至今陕南还保留着老腔老调的黄梅戏，以及与鄱阳湖地区类似的方言和民俗。
　　宿松古称松滋，已知最远的一次人口外迁，发生在一千七百年前，也是后来“松滋”改“宿松”的伏笔。“五胡乱华”，西晋灭亡，江北尽失，司马睿在南京称帝，是谓东晋。西晋遗民纷纷从江北逃往江南，“松滋郡”难民先泊九江，再沿江而上，最终在荆州南郡侨置松滋县，也就是今天湖北松滋市的由来。到了隋朝，中原一统，为解决相隔一千多里、江南江北并存两个“松滋”的历史遗留问题，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保留荆州的松滋县，将更古老的松滋改为“宿松县”。
　　淹没在历史深处的人口迁徙史，都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规律，即使时空远隔，血浓于水的亲情永远不可分割。背井离乡不忘祖，皖地赣风六百年。江西老表，此言不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