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合肥人包拯（999-1062）比江西庐陵（今江西永丰）人欧阳修（1007-1072）年长8岁，一个是名垂青史的清官，一个是名扬文坛的巨擘。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两人同时参加礼部会试（考进士），包拯被录取，欧阳修落第。欧阳修是在下一届——天圣八年（1030）会试考试中被录取为进士的。嘉祐元年（1056）包拯出任开封府知府，三年届满，欧阳修接替他担任开封府知府。就管理特点而言，两人一严一宽，人称“包严欧宽”，但“公忠之心，则一也”，即一心为百姓、一心为朝廷之品质和风格是一致的。两人私交尚好，欧阳修曾向宋仁宗建议，应该起用被贬的包拯，称他“清节美行”，但是，嘉祐四年（1059），欧阳修又上奏宋仁宗，指摘包拯“学问不深，思虑不熟”，貌似恩怨杂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保荐失实，清官出事
　　庆历七年（1047），包拯出使契丹回来后，出任陕西路转运使，成为陕西路最高行政长官。这期间，包拯举荐了凤翔税监、柳州军事判官卢士安，结果卢士安辜负了包拯的期望，犯了贪污之罪。按照北宋的官吏选举法，长官有权举荐下属官员，但为了杜绝举非其人，朝廷规定了“保任制”，被举官员犯罪，举主也应承担连带责任。结果，随着卢士安被处罚，至和二年（1055）12月7日，包拯也被贬往管辖范围更小的池州任知州。级别上是平调，实际上是降职了。
　　虽然被贬小郡，但包拯并没有消沉，他依旧把民生当作头等大事。当时，池州正遭遇大旱，为解决百姓饮水，包拯亲自带领衙役打了一口水井，并安排四个衙役轮流看守水井，免费供百姓饮用。谁知竟有三名衙役干起“近水楼台”的事情！他们利用手中的特权，收取百姓水费。此事很快被告到府衙，包拯闻讯大怒，命令这三名衙役用卖水所得的钱，每人在原来那口水井旁再打一口井，形成池州城中的一道独特“景观”——四眼井。
　　包拯被贬池州的事，引起了欧阳修的注意，欧阳修当时已经很有名。当年，他与包拯同年会试落第，下一届会试时，竟然考中第14名进士。北宋会试，三年一次，这是很不错的成绩。据主考官晏殊后来回忆，欧阳修本来是可以中状元的，但他的文章锋芒太露，主考官们故意将他压一压，才让他得第14名的。包拯被贬池州时，欧阳修已经出任翰林学士。他和丞相文彦博共同向朝廷举荐包拯，称他“清节美行，著自贫贱，谠言正论，闻于朝廷，自列侍从，良多辅益”，即包拯气节清高，品行高尚，身处贫困环境却正直无私，敢言直谏，让这样的大臣在朝廷做事，能发挥重要作用。
　　嘉祐元年（1056）8月，包拯被调往江宁府（今南京）任知州，算是同级提升。
　  逐走前任，“蹊田夺牛”
　　在说欧阳修指摘包拯之前，我们须先了解一个成语：蹊田夺牛，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欧阳修与包拯之间的关系。
　　说的是春秋时期，陈国国君陈灵公和他的大臣孔宁、仪行父同时与美女夏姬私通。。距今两千多年的春秋，，人文环境与今天大不一样，这三人并没有因此而相互仇视，而是相处融洽。一天，三人在夏姬家喝酒，陈灵公拿夏姬的儿子夏征舒开玩笑，对仪行父说：“夏征舒长得像你。”仪行父说：“更像国君。”这让夏征舒感到很不爽。有一天，趁陈灵公不备，夏征舒用箭射杀了陈灵公，陈国开始内乱。仪行父、孔宁也吓得逃亡楚国了。
　　当时的楚国国君是楚庄王，他带着大部队开向陈国，陈国人很害怕。楚庄王沿途发布告示，称楚军只是来清除有罪之人，与百姓无关。这样，陈国人放心了，楚军顺利占领陈国国都，并车裂了夏征舒。随即，楚庄王将陈国变成一个县，归属楚国——陈国就这样被楚国灭亡了。
　　楚国大夫申叔时知道此事后，觉得楚庄王这件事干得很不好，对楚庄王说：“大王，您知道‘蹊田夺牛’的故事吗？”楚庄王说：“不知道，愿闻其详！”申叔时说：“有人牵着一头牛，从某人的田埂上经过，不意将庄稼踩倒了一些。田主很愤怒，就将这头牛夺走了。大王，如果让您来审理此案，您该怎么处置？”
　　楚庄王说：“牵牛路过田埂，踩坏的庄稼应该不多。要是寡人审理，寡人就判牛主人偿还田主被踩坏的庄稼，田主归还人家这头牛。”
　　申叔时说：“大王果然英明！但夏征舒所犯的罪是弑君，而不是亡国。您惩罚他是对的，但将陈国据为己有，这就过分了。您这与蹊田夺牛有什么不同呢？”
　　楚庄王听了，觉得有道理，就恢复了陈国。
　　这就是成语“蹊田夺牛”的来历。
　　这个成语，被欧阳修用来指摘包拯。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嘉祐四年（1059）春，开厂酿酒的老板、曾是开封富豪的刘宝衡因经营不善，欠了官府100多万酒曲钱。管理部门——三司派人催还，刘宝衡无奈，只好变卖酒厂来还债。三司使张方平趁机买了刘老板的房产。当时，包拯是御史中丞，有纠察百官的权力。他得知此事后，就向宋仁宗递交奏折，称张方平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乘势贱买富民邸舍”，“无廉耻，不可主大位”，于是朝廷罢免了张方平，让宋祁接任。包拯接着就弹劾宋祁公务饮宴过多，而且他的兄长宋庠是丞相，因此宋祁不适宜出任三司使，于是朝廷又罢免了宋祁，任命包拯出任三司使。对此，包拯没有提出回避。
　　这件事让欧阳修知道了，欧阳修上奏宋仁宗，指出包拯“逐其人而代其位”，这是常人都可以想到应该回避的事，可包拯却不加思考，“此所谓‘蹊田夺牛’，岂得无过？而整冠纳履，当避可疑者也”，建议宋仁宗“别选材臣为三司使，而处（包）拯他职，置之京师，使（包）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节”。同时，也称包拯“性好刚，天姿峭直，然素少学问，朝廷事体，或有不思”，“其学问不深，思虑不熟”。
　　从欧阳修奏折的全文看，对于包拯两次提议罢免三司使，随后自己取而代之，他担心天下人会产生“疑惑”，似乎有“蹊田夺牛”之过；最好是“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避开嫌疑，去别的岗位，又有什么不好呢？
　　欧阳修的这本奏折，似乎对包拯并没有什么恶意，甚至是从保护包拯名节和维护包拯声誉角度出发的，但对包拯的批评也是客观存在的。
　　从历史记载看，宋仁宗对欧阳修的这一建议并没有采纳，没有变更包拯的职位，但包拯知道欧阳修这一奏之后，就“即家”不出了，但很快又出山，照旧任职三司使，显示出“身正不怕影斜”的凛然正气。
　　从以上两件事情看，欧阳修对包拯为人、为官品质都是相当了解的。他两次向宋仁宗提出对包拯任官的建议，都是出于对朝廷的忠心和对包拯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