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这加速转型的社会里，最不缺的是文学作品的素材——故事。我常常陷入一堆的社会新闻或旧闻、真故事或假传说里，暗问自己：这些还不够精彩传奇吗？还不够给人们解惑愉悦的吗？文学作品不就是担负解惑、愉悦任务的吗？如果是这样，我还有必要写下去吗？这种感觉，过去我去图书馆面对千万卷书籍时有过，现在长时间刷抖音也有产生过。有时会产生质疑——自己劳心费神写这些文字干啥？以至提出为何而写作的本质疑问。
　　直到有一天，我再一次回到故乡——铜陵立新煤矿，见到许多不认识的矿山新人和极少数相识的矿山老人时，我认为我还得写点什么，或者说，为他们写点什么，为这座矿山写点什么，为我们的父辈和我们的青春写点什么。古米廖夫曾说过，不应该在“可能”的时候写作，而应该在“必须”的时候写作。我每每行走在那矿区街道上，心跳怦然，血脉偾张，我知道自己到了“必须”写作的时候了。
　　曾经的立新煤矿是皖南山区一座国营煤矿，生产无烟煤，年产量最高的年份也没超过二十万吨，只是皖北煤矿一个班的体量，然而，它拥有近万名职工，五万多矿工家属。和所有的国企一样，这里是一个小社会，有派出所、学校、商店、粮站、电影院、机修厂、冰棒房……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这里采出的煤源源不断地供应苏浙沪，这里的井下采掘面从水平负250米延伸到负320米，这里的矿工们总是乐观的。乐观主义精神使他们面对井下的生命危险和井上的下岗之厄运保持着坚韧、不屈、无畏、豁达，迎接和战胜一切人生逆境。
　　我离开矿山时，是九二年的春天，矿上正在举行“百日劳动生产大竞赛”，我看着誓师队列中的人们，他们亢奋的表情感染了我，那会儿徒生伤感，我不能再加入他们队伍和他们一起在巷道和掌子面放炮采煤，总有当逃兵的羞愧和耻辱。
　　后来，我回到立新，发现那些患矽肺病的老矿工在消失，矿上的天轮井架拆了，主副井口被条石封上，高高的矸石山也在一点点变矮变瘦变无，在矸石山的方向矗立起新的楼房，“矿二代”们放着鞭炮搬进新居……他们和我一样慢慢习惯没有开采炮声、没有天轮声、没有压风机和抽风机作响的平静的生活，也会渐渐忘了这里曾是沸腾的矿山，曾有一群以集体主义、英雄主义、无私奉献为精神支柱的活生生的人们和活生生的灵魂。
　　所以，我写《去老塘》《蒲尚桥边武事》《玉兰试花》等“煤矿黑色系列小说”，越往里写越感到自己开拓了一个有断层、有透水、有瓦斯的长巷道，要想到达采掘面取出乌金来，还有众多“拦路虎”在前方。比如，如何准确把握当年矿工的精神状态和精神实质，如何艺术地还原当年矿工的生活情趣和生产状态……最主要的是写他们到底对当下有什么现实意义。这个追问，一直像猎犬一样跟踪我，为此我有时写写就停下笔。在老矿山废墟上走走，和相识不相识的矿山人聊聊矿井下的传奇和矿井上的故事，和他们大碗喝酒，大声说事。慢慢地，众多的过往和久别的面庞就会生动地浮现眼前，就会让我重新回到电脑前，坚定地敲下一行行如在井里运煤汉子一样真实的文字。
　　我告诫自己不能正面“强攻”，我只得一篇篇短篇或中篇来写，一个个人物去写。慢慢地我用笔为镐，一点一点敲开属于昨日尘封的往事，让他们如煤一样重现人间，用我心存悲悯的火苗再次点燃它们，让它们特有的火焰温暖这渐凉的世界。
　　卡尔维诺在《通向蜘蛛巢的小径》序中曾写道：“记忆——最好叫经验，给你伤害最大的记忆，给你带来最大的变化，使你变得不同——也是文学作品的第一营养（不只是文学作品），是作家的真正财富。”我有十多年矿山生活经验，包括井下三年的生产工作经验。这是汗水浇灌出来的经验之花，也是生与死对弈后的经验之果。
　　这是独属于我的、别人拿不去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