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墓志铭》碑刻（宋·吴奎撰）

　　 包拯墓 

　　2月10日，本报登载了包拯与欧阳修同朝共事时发生的一些事儿。欧阳修既向宋仁宗建议起用被冷落的包拯，后又指出此人“学问不深，思虑不熟”。嘉祐七年（1062）五月二十四日，包拯去世，有人主动提出要为包拯撰写墓志铭，遭到包拯夫人董氏的拒绝。此人是欧阳修吗？董氏又为何拒绝他为丈夫撰写墓志铭呢？
　　包拯急流“引蔽”
　　嘉祐三年（1058）六月，包拯由开封知府调任御史中丞，成为可以随时纠察内外百官的监察高官。不久，他遇到了一件很蹊跷的房产拍卖案件。
　　开封富豪刘宝衡经营酒曲生意。酒曲在北宋是官督民办：官方招标，商人中标后，每年按规定的中标价交公，自负盈亏。几年之间，刘宝衡亏损上百万，主管部门三司催交欠款时，刘宝衡只好变卖房产以偿债。他把一处位置很好的祖屋老宅变卖了，还清了欠款。
　　至此，这事本已了结，可随后就有人告到御史台来了：房产买受人是三司使张方平；张方平利用职权，低价购买了直接管辖范围内的民宅！包拯详查之后，向宋仁宗递交弹劾疏状，认为张方平“无廉耻，不可处大任”。《宋刑统》有明确规定，官员不可以在自己“监临”区域内竞买官府处置的房产，于是，张方平被罢官，外放出任陈州知府。
　　继而取代张方平的，是益州（今四川成都）知州宋祁（998-1061）。宋祁在当时官场是很有名的，他和胞兄宋庠（996-1066）是天圣二年（1024）同榜进士。殿试后，宋祁名列第一，宋庠第三。揭榜之前，皇后认为弟弟不能放到哥哥之前，于是将宋庠名列状元，宋祁第十。这一下，两人名声了得！宋仁宗提拔宋祁任三司使时，宋庠已是朝中丞相。
　　包拯闻讯，立即上奏宋仁宗：不妥！原因有二，一是宋祁平时生活豪奢，家妓成群，饮宴频繁；二是他的兄长是丞相，弟弟出任三司使，应当回避。宋仁宗觉得言之有理，便将宋祁罢去，任郑州知府，由包拯出任三司使。包拯领旨上任。
　　翰林院学士欧阳修知道这件事后，向宋仁宗递交了一份1500多字的奏折，认为包拯连续弹劾两名三司使后，自己出任三司使，这容易让人想到“逐人自代”，有“蹊田夺牛”之嫌；包拯虽然起初并无取而代之的想法，但在朝廷的这个任命上，他没有回避，终究显得“学问不深，思虑不熟”，请求宋仁宗另选别人，将包拯调往其他职位，“以解天下人之惑，而全（包）拯之名节”。
　　宋仁宗并没有采纳欧阳修的这一建议，但包拯闻奏，势必感触良多，就“引蔽”原籍，暂且闲居起来。
　　好友撰写墓志铭
　　一年之后，包拯还是出任三司使了，表现出自己不仅“初无是心”，而且坦荡无私，不论天下人还有没有“疑惑”，身正不怕影子斜。
　　嘉祐七年（1062）五月，包拯在开封去世，享年64岁。董氏和儿媳妇崔氏，带着包拯年仅5岁的小儿子包綖，在开封为包拯举办了简单的吊唁仪式。宋仁宗亲临致悼，看着包拯住处的寒酸简陋，再看看懵懂未知世事的小包綖，宋仁宗钦封包綖为太常寺太祝，并嘱咐随行人员记录在案。随后，董氏、崔氏便护柩南下，回到合肥。
　　为包拯撰写墓志铭的是吴奎。吴奎（1011-1068）是潍州北海（今山东潍坊市潍城区）人，天圣五年（1027），与包拯同时考中进士，为同年关系，曾任翰林院学士、枢密副使、礼部侍郎，与包拯经历相似。宋神宗即位时（1067），吴奎官拜参知政事，是王安石的前任，可此时包拯已经去世。
　　吴奎是包拯的好友，曾被宋仁宗误以为是“同党结盟”。皇祐二年（1050），当时宋仁宗宠幸张贵妃，不断给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升官，包拯和另外一名谏院官员唐介劝谏阻止。唐介同时还弹劾了当时的丞相文彦博，并导致文彦博被贬出京，同时被贬的还有御史吴奎。吴奎与包拯同属谏院，包拯曾向宋仁宗提出挽留，认为唐介的弹劾没有根据。由此，宋仁宗认为包拯和吴奎故意巴结文彦博，并且文彦博、吴奎和包拯三人又都是同年进士，有同年之谊。事实上，三人关系好是事实，但结党纯属乌有。由此可见吴奎与包拯私交之密，由他来撰写包拯墓志铭，当然是非常合适的。
　　在包拯墓志铭中，吴奎对包拯的评价很高：“宋有劲正之臣曰包公，其声烈表爆天下人之耳目，虽外夷亦服其重名。”
　  “素丑公之正者”
　　董氏墓志铭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初，孝肃薨，有素丑公之正者，甘辞致唁，因丐之为志，夫人谢曰：‘已诿吴奎矣。’既而喟家人云：‘彼之文不足，罔公而惑后世，不如却之之愈也！’”意思是包拯刚去世时，有个一向丑化包拯刚正的人，甜言蜜语主动要来为包拯撰写墓志铭，董氏委婉谢绝道：“已经委托吴奎写好了。”然后，董氏告诉家人，担心此人不怀好意，以文字诋毁包拯，欺骗后世。
　　作为包拯的妻子，董氏担心此人在墓志铭中言词不实，乃至影响包拯的身后名声，这是容易理解的。然而，为什么有人猜测这个“素丑公之正者”是欧阳修呢？
　　我们在由董氏协助张田整理的《孝肃包公奏议》中，未见包拯弹劾张方平和宋祁出任三司使奏议，显然，这是有意删去的，原因是包拯因为弹劾导致张方平和宋祁二人被罢官，曾引起欧阳修的注意，并因此而在家“引蔽”多日——这期间，在家庭内产生的影响和警觉，肯定是不小的，董氏因此而铭记在心，这当然是常理。如果让欧阳修写墓志铭，其在墓志铭中重提此事，或许会影响包拯的一生清誉，因此，拒绝他撰写墓志铭，再从《孝肃包公奏议》中将有关此事的奏折删去，便不会在历史上留下这一文字痕迹。
　　然而，欧阳修留给后人的“奏议”中，却清清楚楚地揭示着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假设包拯的墓志铭真的由欧阳修来撰写，会不会出现“罔公而惑后世”的后果呢？欧阳修是当时名人，他在给友人撰写墓志铭和神道碑时，虽然出于公心，但揭示的事实，真的引起过逝者家属的不满。
　　欧阳修的门生曾巩，“唐宋八大家”之一。父亲去世，曾巩请恩师欧阳修为父亲撰写墓志铭，并为此提供了很多相关资料，以供欧阳修参考。欧阳修看过之后，经过考证，否认并舍弃了其中不实的材料，并取得了曾巩的认同。
　　欧阳修倡导“古文运动”的重要同道人尹洙，也是当时名人。他去世后，其家人请欧阳修为尹洙撰写墓志铭。欧阳修评价尹洙在“古文运动”中“简而有法”，其家人认为不够具体，要求将“破骈入散”和“首倡之功”写进墓志铭。欧阳修认为这不符合事实，不予认同。
　　欧阳修是《新唐书》的编撰者之一，在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时，是有高度、有原则的。这个猜测不是空穴来风，但董氏对欧阳修为人为文的了解应该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