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
季宇：安徽文化资源是创作的“富矿”
由季宇创作的长篇新作《不朽：刘铭传在台湾》近日由安徽文艺出版社重点推出。该书全景式地展现了晚清爱国将领刘铭传在民族危难时刻渡海保台，开创台湾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曾任安徽省文联主席、安徽省作协主席的季宇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安徽文化资源也是文学创作的“富矿”。而自己创作这本《不朽：刘铭传在台湾》，力争达到史实和文学的统一，进而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刘铭传。
表现刘铭传如何全身心融入台湾
新安晚报：您之前就担任过大型纪录片《刘铭传在台湾》的总撰稿，这次又创作了《不朽：刘铭传在台湾》，这二者之间有没有什么隐秘的联系？
季宇：纪录片《刘铭传在台湾》前后拍了好几年，反响出人意料。当时制片人禹成明和导演王振涛邀我出任总撰稿，我们在一起有不少碰撞。片子拍出来后，获得了不少奖项。观众也很欢迎，播出刚几个月，五大网站付费点击量就突破八千万人次。但纪录片受体裁、时长等限制，很多东西无法表现，这让我意犹未尽，开始萌生了写这本书的想法。
新安晚报：刘铭传也是一个被解读非常多的人物，那您这次在书中的切入点和塑造这个人物上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季宇：刘铭传是个非常传奇的人物，一生波澜壮阔，跌宕起伏。他的一些故事比小说还精彩。但他一生高光时刻无疑是在台湾。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法国企图染指台湾。在这危急时刻，刘铭传奉诏出山，临危受命，带领台湾军民英勇抗击外敌侵略，取得最后胜利。中法战争结束后，刘铭传出任台湾首任巡抚，更是为台湾的近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凡是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民都不会忘记。历史学家对他的评价甚高。清史研究方面的权威，如梁启超、连横、郭廷以、戴逸等对他都不吝赞美之词。戴逸先生评价说，他是真正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和精神追求与台湾融为一体，爱祖国和爱台湾在他身上得到了高度统一。这句话对我启示很大。如果写刘铭传，仅仅写他的一些故事，那肯定不行。要写好这个人物，就要表现他的精神高度。我写这本书的切入点便在这里。在这本书中，我要讲的不仅仅是刘铭传做的事，而要表现出他是如何全身心融入台湾，包括他的全部生命和精神追求。我觉得只有写出这一点，才能使人物真正立起来。
写法上打通历史与文学的界限
新安晚报：创作这本书困难和挑战在哪里？
季宇：刘铭传是个热点人物，尤其是近几年，很多人写过。对我来说，难点也在这里。因为别人写过，如果简单重复，便没有意义。我必须出新，写出与别人不一样的地方，给读者提供新的内容。我们知道创作最难的就是出新和突破。为此，我不得不花费很大的功夫去查找资料、研究资料，包括走访一些专家，向他们请教，结果我找到了很多人们过去忽略和不大注意的内容。这些都是我重点要表现的。
新安晚报：那在写作方法上有没有什么独到之处？
季宇：除了内容要出新外，我在写法上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打通历史与文学的界限，使两者有机融合。历史与文学具有不同的特性。我写历史人物比较排斥虚构。即便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也会影响真实性。在写作中，我力求做到凡事皆有出处和依据，包括场景、人物对话也不是凭空而来，都可以从史料（包括书信、奏章、回忆等）中找到根据。其实，虚构不难，难的是有史料依据。写过这类作品的人都知道，我们虚构往往是因为手中掌握的史料不足，不得不以虚构去敷衍。如果我们手中有足够的资料，何必要去虚构呢？
那么，光注重事实，文学性又如何体现呢？我这些年写过一些这类的作品，也有了一些体会。文学的结构和叙事与历史不同。历史有历史的讲述方式，文学有文学的讲述方式。前者重逻辑，后者重形象。文学的表达就是重人物、重故事。如果我们抓住了这一点，在结构和叙事上注重文学表达，同时向史料偏移，就可以两者兼顾，既使内容扎实有据，也使作品生动好读，从而达到史实和文学的统一，进而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刘铭传。
继续深耕家乡的文化资源“富矿”
新安晚报：您认为在这个时代讲述刘铭传的故事，往大说和从小说，最大的价值在哪里？
季宇：这个题材的意义，往大说，是具有强烈的现实观照。台湾自古便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刘铭传在台湾的经历，用铁的事实揭示了海峡两岸血脉同根的历史，驳斥了台湾现代化始于“日据时期”的无耻谰言。当前，国际形势纷繁复杂，台海局势风云变幻。在这种情况下，刘铭传尤其值得大书特书。它对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推动祖国的统一大业有着重要的、积极的促进作用。往小说，刘铭传是咱合肥人，作为安徽作家，为先贤立传，责无旁贷。
新安晚报：关于刘铭传有很多影视作品，包括徽剧《刘铭传》在内都非常有影响力。不知道季宇老师有没有看过这些作品？
季宇：我没看过徽剧《刘铭传》，听说很不错，主演董成先生我也熟悉。戏剧是不同的艺术品种，每种体裁的创作方式也不同。其中肯定有许多值得学习和借鉴之处。
新安晚报：之前您出版过《王朝的余晖：淮军1862-1900》，改编成影视作品的《新安家族》，还写过中篇《最后的电波》，感觉您对近现代历史情有独钟，而且特别关注本土文化资源。
季宇：我对近现代史的关注，开始也是偶然，或者说误打误撞。最早是有人来向我约稿，使我进入了这块领域。后来写的多了，资料积累得也多了，写起来更加得心应手。据图书市场反馈，目前受欢迎的文学图书大体有三类：一是经典；二是反映现实的作品；还有一大类便是写地方文化题材的图书。这后一种往往是长销书，很受读者欢迎。
安徽是一个文化大省，这是一片有着深厚历史底蕴和文化积淀的古老土地。在中华民族发展长河中，安徽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印记和时代精神。这些都为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这些年，我创作了以徽商为题材的《新安家族》《徽商》《当铺》等、以红色大别山为题材的《群山呼啸》等、以皖南新四军为题材的《最后的电波》《新马河迷案》等、以淮军为题材的《王朝的余晖》等等。这些作品反应都较好，并获得过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星光奖、金鹰奖、安徽社科文艺奖、人民文学奖等。有的被改编成影视，有的被译介至国外。由于尝到了甜头，我自然也有了兴趣。加上我自幼在安徽长大，深爱着这片土地，而安徽丰富的文化资源也是一个文学创作的“富矿”，我会继续深耕下去，并希望取得更多的收获。
新安晚报安徽网大皖新闻记者蒋楠楠实习生储畅
表现刘铭传如何全身心融入台湾
新安晚报：您之前就担任过大型纪录片《刘铭传在台湾》的总撰稿，这次又创作了《不朽：刘铭传在台湾》，这二者之间有没有什么隐秘的联系？
季宇：纪录片《刘铭传在台湾》前后拍了好几年，反响出人意料。当时制片人禹成明和导演王振涛邀我出任总撰稿，我们在一起有不少碰撞。片子拍出来后，获得了不少奖项。观众也很欢迎，播出刚几个月，五大网站付费点击量就突破八千万人次。但纪录片受体裁、时长等限制，很多东西无法表现，这让我意犹未尽，开始萌生了写这本书的想法。
新安晚报：刘铭传也是一个被解读非常多的人物，那您这次在书中的切入点和塑造这个人物上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季宇：刘铭传是个非常传奇的人物，一生波澜壮阔，跌宕起伏。他的一些故事比小说还精彩。但他一生高光时刻无疑是在台湾。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法国企图染指台湾。在这危急时刻，刘铭传奉诏出山，临危受命，带领台湾军民英勇抗击外敌侵略，取得最后胜利。中法战争结束后，刘铭传出任台湾首任巡抚，更是为台湾的近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凡是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民都不会忘记。历史学家对他的评价甚高。清史研究方面的权威，如梁启超、连横、郭廷以、戴逸等对他都不吝赞美之词。戴逸先生评价说，他是真正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和精神追求与台湾融为一体，爱祖国和爱台湾在他身上得到了高度统一。这句话对我启示很大。如果写刘铭传，仅仅写他的一些故事，那肯定不行。要写好这个人物，就要表现他的精神高度。我写这本书的切入点便在这里。在这本书中，我要讲的不仅仅是刘铭传做的事，而要表现出他是如何全身心融入台湾，包括他的全部生命和精神追求。我觉得只有写出这一点，才能使人物真正立起来。
写法上打通历史与文学的界限
新安晚报：创作这本书困难和挑战在哪里？
季宇：刘铭传是个热点人物，尤其是近几年，很多人写过。对我来说，难点也在这里。因为别人写过，如果简单重复，便没有意义。我必须出新，写出与别人不一样的地方，给读者提供新的内容。我们知道创作最难的就是出新和突破。为此，我不得不花费很大的功夫去查找资料、研究资料，包括走访一些专家，向他们请教，结果我找到了很多人们过去忽略和不大注意的内容。这些都是我重点要表现的。
新安晚报：那在写作方法上有没有什么独到之处？
季宇：除了内容要出新外，我在写法上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打通历史与文学的界限，使两者有机融合。历史与文学具有不同的特性。我写历史人物比较排斥虚构。即便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也会影响真实性。在写作中，我力求做到凡事皆有出处和依据，包括场景、人物对话也不是凭空而来，都可以从史料（包括书信、奏章、回忆等）中找到根据。其实，虚构不难，难的是有史料依据。写过这类作品的人都知道，我们虚构往往是因为手中掌握的史料不足，不得不以虚构去敷衍。如果我们手中有足够的资料，何必要去虚构呢？
那么，光注重事实，文学性又如何体现呢？我这些年写过一些这类的作品，也有了一些体会。文学的结构和叙事与历史不同。历史有历史的讲述方式，文学有文学的讲述方式。前者重逻辑，后者重形象。文学的表达就是重人物、重故事。如果我们抓住了这一点，在结构和叙事上注重文学表达，同时向史料偏移，就可以两者兼顾，既使内容扎实有据，也使作品生动好读，从而达到史实和文学的统一，进而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刘铭传。
继续深耕家乡的文化资源“富矿”
新安晚报：您认为在这个时代讲述刘铭传的故事，往大说和从小说，最大的价值在哪里？
季宇：这个题材的意义，往大说，是具有强烈的现实观照。台湾自古便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刘铭传在台湾的经历，用铁的事实揭示了海峡两岸血脉同根的历史，驳斥了台湾现代化始于“日据时期”的无耻谰言。当前，国际形势纷繁复杂，台海局势风云变幻。在这种情况下，刘铭传尤其值得大书特书。它对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推动祖国的统一大业有着重要的、积极的促进作用。往小说，刘铭传是咱合肥人，作为安徽作家，为先贤立传，责无旁贷。
新安晚报：关于刘铭传有很多影视作品，包括徽剧《刘铭传》在内都非常有影响力。不知道季宇老师有没有看过这些作品？
季宇：我没看过徽剧《刘铭传》，听说很不错，主演董成先生我也熟悉。戏剧是不同的艺术品种，每种体裁的创作方式也不同。其中肯定有许多值得学习和借鉴之处。
新安晚报：之前您出版过《王朝的余晖：淮军1862-1900》，改编成影视作品的《新安家族》，还写过中篇《最后的电波》，感觉您对近现代历史情有独钟，而且特别关注本土文化资源。
季宇：我对近现代史的关注，开始也是偶然，或者说误打误撞。最早是有人来向我约稿，使我进入了这块领域。后来写的多了，资料积累得也多了，写起来更加得心应手。据图书市场反馈，目前受欢迎的文学图书大体有三类：一是经典；二是反映现实的作品；还有一大类便是写地方文化题材的图书。这后一种往往是长销书，很受读者欢迎。
安徽是一个文化大省，这是一片有着深厚历史底蕴和文化积淀的古老土地。在中华民族发展长河中，安徽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印记和时代精神。这些都为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这些年，我创作了以徽商为题材的《新安家族》《徽商》《当铺》等、以红色大别山为题材的《群山呼啸》等、以皖南新四军为题材的《最后的电波》《新马河迷案》等、以淮军为题材的《王朝的余晖》等等。这些作品反应都较好，并获得过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星光奖、金鹰奖、安徽社科文艺奖、人民文学奖等。有的被改编成影视，有的被译介至国外。由于尝到了甜头，我自然也有了兴趣。加上我自幼在安徽长大，深爱着这片土地，而安徽丰富的文化资源也是一个文学创作的“富矿”，我会继续深耕下去，并希望取得更多的收获。
新安晚报安徽网大皖新闻记者蒋楠楠实习生储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