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88年的冬天异常寒冷,时任翰林院侍讲,实际为太子太傅的程敏政辗转千里,先是从北京沿大运河南下到杭州,再沿新安江而上回到了家乡休宁篁墩。这一年程敏政刚到不惑,虽然对官场的不公与黑暗早有心理准备,可是经此挫折后骨子里仍有不甘。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康复之后,程敏政暗自定下目标:深入进行“天地人”的思考,努力弘扬光大“程朱理学”,对此兼收并蓄,以助国家治理,期待东山再起。
神童光环
程敏政出身于官宦世家,父亲程信曾为南京朝廷的兵部尚书。程敏政年少时聪慧异常、才貌双全,四川巡抚罗绮对其很欣赏,向朝廷力荐这位神童。明英宗朱祁镇召见了他,赐他在宫里用膳,范妃还特地为他整理头发。传说席间英宗曾以螃蟹为题出联“螃蟹浑身甲胄”,程敏政略加思索,应声对了下联:“凤凰遍体文章”。一俗一雅,天衣无缝,英宗拍案叫绝。英宗还让馆阁出题考他,分别作《圣节瑞雪诗》及《经书义论》各一篇。程敏政援笔立就,文采灿然。之后,英宗下诏破格让程敏政到翰林院读书,由朝廷供给食宿,安排当世硕儒、翰林院大学士李贤、彭时为之授课。李贤也喜欢程敏政,请他在家吃饭时指着水果出对:“因荷(谐何)而得藕(谐偶)”,程敏政脱口而出:“有杏(谐幸)不须梅(谐媒)。”李贤大吃一惊,对之更加喜爱,请人说媒将女儿许配给他。
还有一次,程敏政跟好友李东阳同游和州采石矶,黄梅季节江上细雨霏霏,李东阳出句:“五风十雨梅黄节”,程敏政立即对出下联:“二水三山李白诗”,一上一下,妍丽巧妙,围观者无不叫绝。明代张谊《宦游纪闻》也曾记载:“安南(即越南)使入朝,出一对云:‘琴瑟琵琶八大王,一般头脑’,程敏政对曰:‘魑魅魍魉四小鬼,各样肚肠’。”
精于诗词的“能工巧匠”程敏政就这样在掌声和喝彩声中长大:九岁中解元,二十三岁成榜眼,三十岁出头就成了大学者,四十岁成为太子老师;明成化年间,出任朝廷礼部右侍郎……可是刚入弘治元年,程敏政就遭遇打击:因汤燕刚保举“进贤”一事,被王篙等人参奏弹劾。跟众多失落的士大夫一样,程敏政只好悻悻地回到老家休宁篁墩,于老宅中读书吟诗写作,或走到室外,与村夫野老闲话桑麻。那一段时间,程敏政留下的文章有《游齐云岩记》《松萝山游诗序》等,虽不失才华,却难有个性和洞见。在老家期间,程敏政还专注地方志《新安文献志》的编撰和修订工作,为徽州历史资料的整理做了有益的基础工作。
大道相通
在老家篁墩居住的五年中,除了写作相关诗文,程敏政还专注于《道一编》的写作。程敏政以为,理学一切“求理”的原则没有问题,可是在更深层次上,仍有很多“理”没有发现,若一切以“程朱理学”为圭臬,必定会导致“理学”的停滞,形成“文化专制主义”。程敏政还尝试将朱熹学说和陆象山学说进行融合:在他看来,以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与以陆象山为代表的心学,表面上看起来泾渭分明,可是在内在机理上却有很大相似之处,完全不必针锋相对,而是可以彼此补充、参照和完善。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程敏政将朱熹和陆象山来往的书信及相关言论,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编为六卷,逐条进行阐释。程敏政如此解释,实际上是以一种实事求是精神,客观看待理学和陆学的分歧。
程敏政所做的“朱陆比较”是极其大胆的,也是充满危险的,传统社会的习惯性思维是“非白即黑”“非此即彼”,程敏政的客观辨证,有违逆不道的嫌疑,很容易被认为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不满和龃龉。程敏政看法与王阳明有异曲同工之处,只是达不到王阳明那样的思想高度。按现代哲学的看法,朱熹一派更像是“客观唯心主义”,以为“理”是宇宙的本原,是客观存在的自然律,是一切事物的支配者。为学之道,应“穷天理,去人欲”,通过对“理”的参悟,去指导社会实践,以“修齐治平”的路径最后“成圣”。陆象山则接近于“主观唯心主义”,以为世界的本原就是“心”,“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从客观的“理”,到主观的“心”,看起来遥远而森然,其实只有一纸之隔。王阳明以后以为“心即理也”,也是捅破了这一层“纸”,发现它们其实是同一个东西——人只要证得“内心”,就会参悟到宇宙之“理”,继而成为一个觉者。
程敏政对于“程朱理学”的质疑,跟数百年后的徽州老乡戴震有些相似,是以自己敏锐而质朴的内心去判断,以学术见地的不同阐明不同的思想。这是一种不自觉的“致良知”,就是从“本心”出发,来判断事物。人必须在理论、实验和思考的叠加中前行,对思考进行再思考,对反思进行再反思,不断完善,不断前行,方能进入必然王国。
没有证据表明王阳明曾受到程敏政的影响。两人思想有相似之处,可以归结于潜移默化,也可以归结于“大道相通”。程敏政比王阳明大二十八岁,他的经历和心路历程,与王明阳有些相似,之所以没有达到王明阳的高度,主要是因为缺乏“机缘”——人若无机缘,怎么能随随便便成功呢?
从程敏政、王阳明对于“程朱理学”质疑态度,可以看出的是,到了明中期之时,以“程朱理学”为骨架的主流意识形态已慢慢虚弱和枯萎,它们就像呆板、腐朽、固执的老人一样,逐步失去了元气,也失去了吸引力,在慢慢多元化的现实面前,已变得岌岌可危了。
寂然落幕
五年之后,年近四十五岁的程敏政被朝廷重新起用,恢复翰林学士身份,也继续成为理性而中庸的布道者与执行者。弘治十一年,程敏政被提拔为礼部右侍郎,任《大明会典》副总裁,专门负责内阁各类官方文书的起草和审察。弘治十二年春天,五十岁的程敏政和另一位大名鼎鼎的“才子”李东阳一起担任礼部会试主考官,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发生的“弘治会试泄题案”让程敏政身陷囹圄。
这个案件俗称“徐经、唐寅科举作弊案”(本报曾刊登相关文章),这场朝廷定性的“科考舞弊案”对于程敏政等人的打击是致命的——一段时间后,程敏政虽平反获释,心中仍旧郁郁不平,出狱不久就在悲愤中患病离世。后来的《四库总目提要》如此评价:“明之中叶,士大夫侈谈性命,其病日流于空疏。敏政独以博学雄才,高视阔步,其考证精当者亦多有可取,要为一时之冠冕,未可尽以繁芜废也”,以为程敏政遭此不测是为人嫉妒所致。
曾为“神童”的程敏政就这样匆匆走完了自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