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开衣橱的刹那，樟脑丸的气味裹着春日的潮意扑面而来。
　　每年这个时候，衣橱总要经历一场春祭——挑选应季的衣衫，好在新的时光里披挂上阵；而那些褪色的毛衣、变形的棉服、厚重的冬装，则等待为它们举行归仓仪式。
　　衣橱里总有一些多年不穿的衣衫，仍固执地占据着某个角落。你甚至清晰记得当时购买的情境，穿着时的状态，它们似乎还残存旧时光的余温。此时的衣橱就像一座苏醒的博物馆，那些被岁月安放的藏品忽然有了呼吸，就如老照片在水汽里洇开的油彩。
　　那套藏青色西装仍笔挺地悬在角落，像一具沉默的盔甲。它曾包裹着我初入职场的局促：领带必须勒紧喉结，袖扣永远对齐腕表，人事部的目光是游走的标尺，丈量着每一寸不合规的褶皱。犹记得某个暴雨滂沱的清晨，我因忘系领带被扣去20元工资。在玻璃幕墙围困的写字楼里，正装既是铠甲亦是枷锁。直到某天，我攥着辞职信站在更衣室，扯开桎梏般的领带时，内心最大的渴望竟是穿着自由。自此，这套西装已在衣橱里沉睡了二十七年。
　　压箱底的绛红羽绒服簌簌作响，鸭绒自接缝处探出头来。二十岁的冬天，我到长沙求学，那年初雪让我冻得嘴唇发乌，哥哥正好到学校探望，见我衣衫单薄，拽着我到商店买了这件冬装。当羽绒服裹住身体的那一刻，温暖与幸福感瞬间将我包围。此后，这件羽绒服跟着我搬了五次家，每次展开时都能听到金属拉链咬合的脆响，像时光在提醒，有些温暖是会穿越季节的。
　　最唏嘘是那件蜷缩在抽屉深处的热带印花T恤，颜色已褪成旧画报的暗黄。二十四岁那年，我第一次出差，羊毛衫裹着湘江的春寒跌进深圳的溽热，走下绿皮火车，当我褪去外套和毛衫时，只剩下贴身的秋衣，不得已冲进东门老街百货商场的冷气里，咬牙购回了这件160元的进口短袖。第二天当我踏入全是白衬衫的会场时，扎眼的热带印花在空调冷气里瑟缩。此刻当我抚过褪色的布料，仍能触到二十四岁时的青涩与莽撞。
　　整理到最后，总要在穿衣镜前演一场独角戏。或许是不甘心青春已逝，那些早已不合身的衣衫，仍要再上身一试方才罢休。当套上往日的衬衣，袖筒便卡在了臂弯上，发福的肚腩也拒绝第一粒纽扣。那些不忍舍弃的深蓝、卡其、浅灰的裤子，我逐条试穿，当双腿蹬进裤管，扯着裤头往腰部提时，前开口拉链在半途便发出抗议的嘶鸣。看着镜中的自己，我不禁哑然失笑。
　　我忽然明白，那些褪色的、变形的、不再合身的衣衫，都是时间在我们身上留下的拓片。我们以为自己在选择服饰，其实是服饰在记录我们，从青涩到沉稳，从紧束到宽松，从追逐潮流到与自己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