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江冬秀

胡适 

　　胡适与江冬秀结婚，被戏称为“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太太亦随之”，是民国史上的“七大奇事”之一。胡适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大师级学者和思想家，新文化运动中摇旗呐喊的自由卫士。早在1906年，15岁的胡适就在《敬告中国的女子》一文中大声疾呼：“中国的女子，若不情愿做废物，第一样便不要缠脚，第二样便要读书。”而江冬秀是封建教育下的传统典型，相貌平平，不仅缠了脚，而且只是粗通文字。他们两人的结合让人啧啧称奇。
　 “欲令吾母欢喜耳”
　　江冬秀是旌德县江村人，虽出身于仕宦之家，但由于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只读了几年私塾。江冬秀的母亲看中了胡适，想把女儿许配给他。但是江冬秀比胡适大一岁，当地婚俗中有“宁可男大十，不可女大一”的说法，又因江冬秀属虎，胡适属兔，按照旧时迷信的说法两人生肖相克，所以胡适母亲一开始对江冬秀并不满意。她请算命先生推算，算命先生说江冬秀命中宜男，与胡适八字很合，女大一并无妨碍。胡母又把江冬秀和其他几个初被选中的姑娘“八字”，一起放在灶君神龛内，请灶王爷裁夺。过了一段时间，家中太平无事，无任何不祥之兆，表明这些姑娘的“八字”与胡适不犯冲。胡母想在其中任选一个，打开一看，正巧是江冬秀的“八字”，胡母认为这是“缘分天定”，便接受了这桩姻缘。
　　胡适当时只是个13岁的孩子，不太懂事，又非常孝顺，因此，与江冬秀的婚约就这样由双方母亲包办确定。
　　胡、江两家订了婚约之后，胡适就先后到上海、美国求学去了。过了十多年还未完婚。这时，家乡谣言四起，甚至有人说胡适已经与洋人结婚生子了。为了让母亲和江家安心，胡适在1915年10月致母亲的信中陈述了五点理由，驳斥谣言，表明心迹：
　　一、儿若别娶何必瞒人？何不早日告知岳氏，令其另为其女择婿？何必瞒人以贻误冬秀之终身乎？
　　二、儿若有别娶之心,宜早令江氏退婚。今江氏之婚，久为儿所承认。儿若别娶，于法律上为罪人，于社会上为败类，儿将来之事业名誉，岂不扫地以尽乎？此虽下愚所不为，而谓儿为之乎？
　　三、儿久已认江氏之婚约为不可毁，为不必毁，为不当毁。儿久已自认为已聘未婚之人。儿久已认冬秀为儿未婚之妻。故儿在此邦与女子交际往来，无论其为华人、美人，皆先令彼等知儿为已聘未婚之男子。儿既不存择偶之心，人亦不疑我有觊觎之意，故有时竟以所交女友姓名事实告知吾母。正以此心无愧无怍，故能坦白如此耳。
　　四、儿主张一夫一妻之制，谓文明通制。生平最恶多妻之制(娶妾或两头大之类)，今岂容躬自蹈之？
　　五、试问此种风说从何处得来？里中既无人知儿近状，又除儿家书之外，无他处可靠之消息，此种谣传若有人寻根追觅，便知为市虎之讹言。一犬吠影，百犬吠影，何足为轻重耶？ 
　　1917年12月30日，胡适奉母命与江冬秀在绩溪上庄举行婚礼。胡适亲自写了两副对联：一副是“旧约十三年，环游七万里”，另一副是“三十夜大月亮，廿七岁老新郎。”当时通行早婚，而胡适此时已27岁，所以自嘲为老新郎。为了抵制家乡保守落后的婚俗，胡适坚持改良了婚礼。当日，胡适穿西装、戴黑礼帽，江冬秀穿黑色花缎棉袄、花缎裙子，由江冬秀的哥哥主婚，请一长辈证婚，男女双方在结婚证书上用印，交换戒指，宾客致贺辞，新郎致答谢辞，然后向胡母行礼，新婚夫妇相对行交拜礼。仪式中没有拜天地，并以鞠躬代替跪拜。两人别开生面的文明婚礼轰动四里八乡。
　　一个是留学美国的博士，一个是无甚文化的乡村女子，厮守在一起，必然会有观念上的冲突，所以婚后初始胡适与江冬秀的生活并不和谐。婚后4个多月，1918年5月，胡适在给挚友的信中说：“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吾之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表明自己是为了博得母亲的欢心才与江冬秀成婚。
　　“我总常念他”
　　胡适与江冬秀从1904年订立婚约到1917年结婚，间隔13年。13年中，两人并无直接交往，仅以书信作为沟通渠道。
　　在信中，胡适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想帮助江冬秀从封建枷锁中解脱出来。1911年4月，胡适在信中鼓励江冬秀读书：“甚愿有功夫时，能温习旧日所读之书。如来吾家时，可取聪侄所读之书，温习一二；如有不能明白之处，即令侄辈为一讲解，虽不能有大益，然终胜于不读书坐令荒疏也。”1914年4月，又进行规劝：“近来尚有功夫读书写字否？识字不在多，在能知字义；读书不在多，在能知书中之意而已。”江冬秀迫于封建思想束缚，不敢直接与未婚夫交流，又自知识字不多，不愿写信。胡适请母亲转告、鼓励她：“以今日新礼俗论之，冬秀作书寄我，亦不为越礼，何必避嫌也。”“一年以来，久不得冬秀之书，岂因其不会写信就不肯写乎？……望母令彼写信与我，两行三行都无不可也。”
　　对于江冬秀信中的错别字，胡适也给予了宽容和理解，指出：“昨天收到你的信，甚喜。信中有好几个白字，如‘事’当作‘是’。‘座’当作‘坐’。‘记’当作‘这’。又‘你’字、‘听’字也写错了。下回可改正。”
　　听说江冬秀准备放足，胡适也表示了肯定和赞赏。1915年，他在日记中写道：冬秀“书中言放足事已行之数年，此可大喜也。”
　　在一来二往的鸿雁传书中，曾经陌生的两人情感上的距离也在一点一点拉近。
　　1917年1月胡适得了重感冒，当时他还未回国，收到江冬秀的来信，非常高兴，为此特意作了一组诗，名为《病中得冬秀书》：
　　一
　　病中得他书，不满八行纸，
　　全无要紧话，颇使我欢喜。
　　二
　　我不认得他，他不认得我，
　　我总常念他，这是为什么？
　　岂不因我们，分定长相亲，
　　由分生情意，所以非路人？
　　海外“土生子”，生不识故里，
　　终有故乡情，其理亦如此。
　　三
　　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
　　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
　　1917年夏，胡适回国后，返乡探望母亲，商订于1917年寒假结婚。他很想先与江冬秀见一面，但迟迟未得到江冬秀的回应。8月，他前往江家拜访，没见到江冬秀，直到晚上，胡适明确提出要见一见江冬秀，江家人同意了，但江冬秀自己却躲在床上，放下床帐，坚持不肯露面。回到家里，当别人问他看见江冬秀没有，他一律回答：“见过了，很好。”母亲得知此事后，非常生气，胡适劝她不要怪冬秀，认为这并非江冬秀之过，而是旧家庭与习惯所致。胡适一边安抚母亲，一边还写信宽慰江冬秀：“适亦知家乡风俗如此，决不怪姊也。”
　　结婚后，胡适与江冬秀携手相伴40多年，虽然出现过波折，但始终相互扶持，不离不弃。胡适晚年对自己的婚姻生活作了一个总结：“我认为爱情是流动的液体，有充分的可塑性，要看人有没有建造和建设的才能。人家是把恋爱谈到非常彻底而后结婚，但过于彻底，就一览无余，没有文章可做了。很可能由于枯燥乏味，而有陷于破裂的危险。我则是结婚之后，才开始谈恋爱，我和太太都时时刻刻在爱的尝试里，所以能保持家庭的和乐。”这可能就是他们婚姻能够长长久久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