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面对短篇小说创作日益创意多变的强势语境挑战下，洪放的短篇小说创作显然也在求新求变，这篇《大琪的店》（原载《人民文学》2025年第2期）就给人一种不一样的叙事形态，与其说这是一篇讲故事的小说，还不如说作者网开一面，干脆就把小说当着散文写了。
　　读《大琪的店》好几页，一切似乎都被隐蔽着，叙事从容不惊，故事推进也不温不火，文笔含而不露，即便人物出现了，也没有营造要直奔什么冲突或急变的势头，只是作者显在的写实倾向赋予了《大琪的店》以地域性，合肥百花井这个特定的短街环境，注定故事起不了什么大风大浪。
　　这种笔法不禁让我想起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些散文化的小说，不以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取胜，人物之间也少有什么尖锐冲突与悬念，人物性格就像挤牙膏，一点一点冒出来，平淡不惊，如鲁迅的《故乡》、沈从文的《边城》、萧红的《呼兰河传》等，阅读中散文感觉常常取代了小说感觉，茅盾当年就是把《呼兰河传》当成散文去读的，而且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于它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诱人’的东西……”
　　读《大琪的店》，给我的感觉，散文的笔法也很“诱人”，这或许就是一个小说家趋于成熟的标志吧。小说故事情节的推动，并不依赖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心理对峙，而在散淡的不紧不慢的秋后日常经商生活中，通过吃月饼引发的往事、一只古怪的茶杯与月饼的关联、登门顾客的闲聊带来的信息冲击、听吉他滋生无限生机等驱动平常事进展，一曲《春天里》成为大琪和小乙情感发酵的“神曲”，散淡中促进了两人对于大琪的店重新装修的默契与共识。
　　小说始终保持一种散文化的叙事形态，无意造势，或动辄营激造变，却在不经意中以物喻人，淡淡的象征性手法也在这里应用得恰到好处。
　　曾读过洪放发表在《人民文学》2023年第11期的另一篇短篇小说《旗袍》，两篇小说比较起来，叙事形态是有变化的，《旗袍》故事性强，故事情节也多有波澜，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很胶着，在娓娓道来中把故事讲得很有诗意，也很美。读这篇《大琪的店》，感觉一下都淡了下来，可以说《大琪的店》就没有讲什么故事，出场的主要人物只有大琪和小乙，来来往往的顾客及其闲聊种种，都是铺垫性的。尽管如此，这篇小说的内在张力却并不逊色，只是叙事形态不是像赶马车那么急了，而像是在茶馆里喝茶聊天，在一种从容淡定的讲述中凸显大琪其人其店交织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虽然故事性强一直被视为小说的看家本领，但能做到淡化故事情节、彰显散文笔法、把小说当散文来写，也并非是随随便便想来就来的，这是一个小说家历练到一定程度一种功力抑或技术的综合实力呈现，是一种成熟期形成过程中的自我创新与检阅。从小说史的起源而言，中国小说与历史散文就存在一种血脉关联，小说理论家韩进廉就在《中国小说美学史》中指出：“探究小说的渊源，如果着眼于小说的本体意义——情节的叙述，小说最初也是最根本的寄生地只能是历史散文，小说的原始胚胎就依附在历史散文的肌体上。”
　　所以，在上个世纪80年代，文坛一度出现了“新笔记小说”创作热潮，也就不奇怪了。汪曾祺的“高邮系列”、林斤澜的“矮墩桥小品”、阿城的“遍地风流”等，都不乏散文笔法，无疑，他们也都不自觉地继承了《世说新语》《聊斋志异》的叙事传统，都难以掩去散文的蛛丝马迹。
　　有关中国小说起源于历史散文的说法也并不是孤立的，已故学者童庆炳就写过一篇宏论《中西文学观念差异论》，他在文中一再强调西方文学观念起源于柏拉图的模仿说，而中国文学观念是起源于《诗经》抒情说，特别是后来发展起来的叙事文学，都是抒情为本的叙事。
　　可能正是因为拥有以上这些文化传承，中国后世叙事文学尤其小说创作才会不断出现散文化小说和诗意小说的文本，从文化传承意义上说，中国小说家在小说创作中自觉不自觉地融入散文圈套甚或诗话情结，都是有源之水，有根之木。所以，《大琪的店》散文化叙事师出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