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
三国逐鹿，坚不可摧的“合肥防线”
合肥为三国故地，三国时代，这里常为天下战场。
清初军事地理学家顾祖禹说：“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申、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这是兵家必争之地。在90年三国历史进程中，东吴攻肥，魏必倾国力战。终吴之世，不能越合肥半步。及魏已下蜀，经略长江上流，屯合肥，出广陵，则吴以亡，三国归晋。
从东汉末的天下大乱到三国的局部统一，这是历史的一种进步。坚不可摧的“合肥防线”，为曹操统一北方、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并最终走向统一，作出重要贡献。
“刘馥单骑造合肥”
自古保江，必先固淮。淮之东，根本在广陵；淮之西，重镇在合肥。曹操建立“合肥防线”，缘于广陵之失。
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十月，21岁的孙策起兵历阳（治今安徽和县境），“驰书报周瑜”，发起渡江战役，“所向皆破，莫敢当其锋者”。不数年，政权初奠并基本控制江东。
东汉末年，江东归扬州刺史部管辖。长江芜湖至南京段为西南东北走向，所以江右称为江东，后来孙氏政权也因此被称为东吴。孙策活着时，已据有会稽、吴郡、丹杨、豫章、庐江、庐陵六郡之地。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二月，孙策还击陈登。陈登，字元龙，是被孙策赶跑的吴郡太守陈瑀侄儿，“忠亮高爽，沈深有大略”，曹操用为广陵太守（治今江苏扬州东北）。宋代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其中名句：“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即是用了陈登的典故。史载，三国时许汜去看望陈登，陈登独自睡在大床上，叫他睡下床。许汜去询问刘备，刘备说：天下大乱，你忘怀国事，求田问舍，陈登当然瞧不起你。如果是我，我将睡在百尺高楼，叫你睡在地下，岂止相差上下床呢？
广陵战略地位重要，孙策志在必得，但他与陈登的战斗打得相当不顺。先是“遣军攻登于匡琦城”（在今安徽当涂），然而出师不利。随后，孙策亲自率兵“复讨登”。不幸，军到丹徒，出猎被刺遇害。孙策对陈登的战争，虽然没有取得胜利，但终使陈登难以在扬州地面立足，曹操控制的朝廷只好让陈登西撤，去做东城太守（治今安徽定远东南）。把陈登赶出广陵郡，战略意义极大，为以后孙吴政权有效控制长江防线，奠定良好的基础。
后来，曹操对此懊悔不已。《三国志·魏书·陈登传》注引《先贤行状》说：“孙权遂跨有江外。太祖（曹操）每临大江而叹，恨不早用陈元龙计，而令封豕养其爪牙。”
广陵既失，合肥对于曹操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当时的扬州刺史严象，又为东吴的庐江太守李术所杀。扬州七郡，孙权有其六，而曹操重新派出的扬州刺史刘馥，仅有九江一郡之地。
刘馥是曹操的同乡，又是汉室宗亲，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他单骑上任，把治所搬到合肥。战乱不息，合肥一度成为废墟，刘馥下令对城池进行大规模整修。经过几年治理，合肥一带经济发展，人口兴旺，史称“刘馥单骑造合肥”。
刘馥积极修治芍陂、茄陂屯田。屯田的重要目的是屯兵、备边，对付孙权。刘馥还重点加固合肥城墙，在城墙上堆积木石，组织编草苫，积攒了成千上万只草苫，还在城上储存了大量鱼油。这些战略物资储备，在以后的合肥防御战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刘馥坚持曹操的战略路线，从建安五年到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死于扬州刺史任上，经过九年励精图治，在纷乱的东南棋局上抢先占据要地，逐渐建立起稳固的“合肥防线”。
赤壁之战中经受考验
火烧赤壁后，曹操北还，留曹仁拒守江陵。
此时，曹军仍然兵控长江中流，不仅严重威胁地处中下游的东吴安全，而且控制了自江陵西上入蜀的长江水域和周边军事要地，等于断了孙权、刘备规图巴蜀之路。必须夺取江陵，把曹操势力赶出长江防线，赤壁之战才算画下圆满句号。所以，曹操刚走，周瑜、刘备联军就杀到江陵城下。
江陵之战，打得相当胶着、艰苦。据《三国志·吴主传》说：“（周）瑜、（曹）仁相守岁余，所杀伤甚众。”为此，孙权在东线发动策应进攻，开辟第二战场，乘曹军之敝，兵围合肥，让曹操陷于两面作战的凶险境地。
建安十三年十二月，孙权率一部主力急行千里，秘密渡江，猛攻合肥。同时命张昭率军，进攻九江郡的当涂县，做出孙吴主力在东线战场全面反攻的态势。吴军势众，老天爷也帮忙，下起连阴雨。那时合肥的城墙都是夯土结构，雨水久泡就得塌城。危急关头，刘馥留下的草苫、鱼油和木石全派上用场。
孙权围住合肥，前后多达一百多天，久攻不下。当时刘馥已去世，城中新刺史是原丞相主簿温恢，蒋济为别驾。曹操遣将军张喜带一千骑兵，并让他经过汝南时再把汝南兵带上，去救援合肥。但军队发生传染病，久而未至。情况紧急，蒋济同刺史巧施疑兵计，有意让敌人“缴获”伪造的张喜书信，说有四万人马正往这里赶来，目前已到零娄（今安徽霍邱西）。孙权上当，以为曹操的救兵真的来了，遂下令烧掉攻城的器具和营寨，从合肥撤军。
孙权这次策应性的军事行动，本不在于攻城略地，而是要在长江下流制造军事紧张态势，迫使曹操退出江陵。曹操看到与孙权决战的主战场已转向东线的合肥，对于曹操来说，东线显然比西线更重要。鉴于东西两线作战颇难兼顾的不利局面，曹操不得不决定把曹仁从江陵撤到襄阳。
所以，这次合肥之战，孙权虽退，战略目标也算达到。
艰苦卓绝的拉锯战
赤壁战后，西起陆口，东至大海，孙权控制了两三千里的长江防线，不仅悉数占领长江以南地区，还占领着江北的江夏郡、庐江郡、九江郡各一部，在江北形成广阔的纵深。为了北抗曹操，进取中原，孙权迁都秣陵，改名建业，即今江苏南京市。
孙权与曹操形成直接的军事对峙，而合肥成为争夺焦点。对于曹操来说，赤壁败归，内部造成严重的政治危机，在军事上，西有劲敌韩遂、马超，东陷孙刘联盟威胁，可谓内外交困。此间在合肥、濡须口（今安徽无为县东北）一线，至少发生四五次的拉锯战，曹操处于战略防御阶段。
军事上的主动权基本控制在孙权一方，周瑜锻造的东吴水军更是处于绝对优势。仅举一个细节，即见一斑。据《三国志·吴主传》注引《吴历》说：“权数挑战，公（曹操）坚守不出。权乃自来，乘轻船，从濡须口入公军。诸将皆以为是挑战者，欲击之。公曰：此必孙权欲身见吾军部伍也。敕军中皆精严，弓弩不得妄发。权行五六里，回还作鼓吹。”孙权竟能乘轻船而入曹军，甚至撤走之后，又返回来对曹军“鼓吹”一通，如此嚣张气焰也只有曹操能忍得。
《吴主传》注引《魏略》更有点离谱：“权乘大船来观军，公使弓弩乱发，箭著其船，船偏重将覆，权因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此即“草船借箭”的蓝本。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移花接木，说成是诸葛亮的神机妙算。从史籍记载看，曹操明令弓弩“不得妄发”，“借箭”自然无从发生。
合肥防线在拉锯战中苦苦撑持，殊为不易。此时，借成掎角之势的周边几城，军心不稳，纷纷叛逃。《资治通鉴》卷66记载，汉献帝建安十四年，曹操回谯以后不久，便有“庐江（今安徽潜山）人陈兰、梅成据潜（今安徽霍山东北）、六（今安徽六安）叛”，先此还有庐江人雷绪起兵反叛。这样，在今安徽六安、霍山、舒城、岳西、桐城、潜山一带便陷入混乱，对于合肥防线的冲击不言而喻。
当此危急关头，就连深谋远虑的曹操，也是方寸大乱，甚至“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征令内移”，结果“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民众十余万户东渡投吴，绝对是灾难性事件。此事曾受到蒋济反对，《三国志·魏书·蒋济传》记载，“济对曰：是时（官渡之战）兵弱贼强，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绍，北拔柳城，南向江、汉，荆州交臂，威震天下，民无他志。然百姓怀土，实不乐徙，惧必不安。太祖不从，而江、淮间十馀万众，皆惊走吴。后济使诣邺，太祖迎见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贼，乃更驱尽之。拜济丹阳太守。”曹操事后给蒋济加官升职，深表忏悔，以此鼓励下属敢于提出不同意见。
曹操调集精兵强将，着力加强合肥防御，丝毫不敢松懈。据《三国志·魏书·张辽传》记载，“使张辽、乐进、李典等率领七千余人屯合肥”。同时立即发起讨伐叛将陈兰、梅成的战斗。
《三国志·魏书·臧霸传》里记述了平叛的一系列战事。张辽让驻守在舒县的臧霸，进击皖城（今潜山）的吴将韩当，防止他们出兵救陈兰。臧霸在逢龙（皖县西北二十五公里）、夹石（即舒城与桐城之间的大关），击破韩当援军。不久，孙权军队来救陈兰，屯兵舒口，即龙舒水入巢湖的地方，今肥西三河镇一带近巢湖处。一部分军队乘夜从舒口向霍山方向进军，听闻臧霸已经返回舒县城，不敢继续前进而向回逃窜。臧霸连夜出兵追击，到天亮行程百余里，双方接战。臧霸采用前后夹击的办法，击溃敌军，迫使不少吴军赴水而死，从而为张辽攻破陈兰赢得时间。
2011年夏，安徽省文物局组织专家前往舒城、庐江，对三国时在皖、逢龙、夹石、舒县、舒口等地交战的方位、道里与路线，进行实地考察。在舒城城关镇南的周瑜城、县城内的古城村、庐江乐桥镇周家洼周氏祠堂遗迹、庐江县城东周墓村民组朝墓巷，考察组发现大批汉代聚落遗址、墓葬，以及筒瓦、板瓦、大量印纹硬陶片残片等。“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考古文物有力地佐证了那段历史风云。
扭转被动的关键之役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八月，孙权乘曹操西征张鲁之机，率众兵围合肥。
此战，合肥守军以七千人马，打退孙权亲自率领的十万大军的进攻，孙权损兵折将，自己都差点成了俘虏。自那时起，张辽的名字便与合肥逍遥津联系在一起。
史载，曹操西征前，写下一道秘令，封套有“贼至乃发”四字。孙权兵至，合肥守将一起把教令打开，上写：“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说：“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薛悌文吏也，使勿得与战。”战斗很激烈，《三国演义》“张辽威震逍遥津”作了精彩的叙写。
罗贯中有诗：“的卢当日跳檀溪，又见吴侯败合肥。 退后著鞭驰骏骑, 逍遥津上玉龙飞。”合肥之战，张辽乘敌立脚未稳，星夜突入吴营，杀得吴军胆寒。初战失利，围城十余日不可拔，孙权只好撤军。“辽率诸军追击，几复获权”。 赖得诸将死战，孙权纵马飞越肥水脱险，才幸免于难。
史载，张辽“步骑奄至”，甘宁“引弓射敌，与统等死战”，吕蒙“以死扞卫”，凌统“率亲近三百人陷围，扶扦孙权出”。孙权乘马至津桥，桥“丈余无板”，马不能过。幸亲近监谷利跟随，他让孙权抱紧马鞍，放松缰绳，“于后著鞭以助马势”，骏马受鞭，腾跃而起，“遂得超度”。
张辽面对强敌，敢于主动出击，以不足十分之一的力量对比，打得敌军抱头鼠窜。逍遥津之战的胜利，归功于张辽等人英勇善战，另一方面，人们对曹操的知人善任也给予高度评价。晋人孙盛评论说：“至于合肥之守，县弱无援，专任勇者则好战生患，专任怯者则惧心难保。且彼众我寡，必怀贪堕；以致命之兵，击贪堕之卒，其势必胜，胜而后守，守则必固。是以魏武推选方员，参以同异，为之密教，节宣其用；事至而应，若合符契，妙矣夫！”
此战彻底扭转合肥防线的被动局面，曹操自此由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正月，曹操号称步骑四十万，进军濡须口。“相拒月余”，又值春雨，孙权写信给曹操：“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另外又夹上一个纸条，上写八字：“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操发出“生子当如孙仲谋”之叹，撤军而还。
曹操数次东击孙权，威胁建业，虽然被诸葛亮讥笑是“四越巢湖而不成”，却起到慑敌作用，使孙权不敢北向；同时把东吴主力长期牵制于此，以保长江一线大部分地区的平安。魏吴接壤数千里，而数十年间只是在此一隅发生战斗，道理概在于此。曹操东线耀兵，也为自己捞到重大的政治资本，为他并州扩封、进为魏王，并为身后曹魏代汉铺平道路。
合肥防线西移建新城
曹魏和孙吴立国以后，围绕争夺合肥的战争也从未停止过，以至魏明帝曹叡深有感触地说：“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
青龙元年（公元233年），魏明帝营建合肥新城。《三国志·魏书·满宠传》记载，宠上疏曰：“合肥城南临江湖，北远寿春，贼攻围之，得据水为势；官兵救之，当先破贼大辈，然后围乃得解。贼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难，宜移城内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险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为引贼平地而掎其归路，於计为便。”
但蒋济持反对意见，认为这是“示天下以弱”，“未攻而自拔”。满宠再次上表说：“孙子言，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以弱不能，骄之以利，示之以慑。此为形实不必相应也。又曰善动敌者形之。今贼未至而移城卻内，此所谓形而诱之也。引贼远水，择利而动，举得於外，则福生於内矣。”
魏明帝接受满宠建议，建新城避敌水军之长，将合肥防线西移，靠近鸡鸣山魏军大营。这一年，孙权亲自率兵，欲包围新城，但因为城离水路太远，在水上停留二十天不敢下船。
青龙二年（公元234年）二月，吴军又来。史载，“明年，权自将号十万，至合肥新城。宠驰往赴，募壮士数十人，折松为炬，灌以麻油，从上风放火，烧贼攻具，射杀权弟子孙泰。贼於是引退。”
合肥防线，对三国鼎立产生深远的影响。两晋南北朝时期，持续数百年的分裂，更是战争频仍，祖逖谯城之战，谢玄淝水之战，到彦之河南之战，萧衍义阳之战，陈庆之洛阳之战，吴明彻淮南之战，合肥都在逐鹿中原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合肥城市的功能也因此发生重大转变，由《汉书》《后汉书》所记载的秦末汉初全国九大经济都会之一，转变为军事战略重镇。
清初军事地理学家顾祖禹说：“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申、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这是兵家必争之地。在90年三国历史进程中，东吴攻肥，魏必倾国力战。终吴之世，不能越合肥半步。及魏已下蜀，经略长江上流，屯合肥，出广陵，则吴以亡，三国归晋。
从东汉末的天下大乱到三国的局部统一，这是历史的一种进步。坚不可摧的“合肥防线”，为曹操统一北方、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并最终走向统一，作出重要贡献。
“刘馥单骑造合肥”
自古保江，必先固淮。淮之东，根本在广陵；淮之西，重镇在合肥。曹操建立“合肥防线”，缘于广陵之失。
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十月，21岁的孙策起兵历阳（治今安徽和县境），“驰书报周瑜”，发起渡江战役，“所向皆破，莫敢当其锋者”。不数年，政权初奠并基本控制江东。
东汉末年，江东归扬州刺史部管辖。长江芜湖至南京段为西南东北走向，所以江右称为江东，后来孙氏政权也因此被称为东吴。孙策活着时，已据有会稽、吴郡、丹杨、豫章、庐江、庐陵六郡之地。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二月，孙策还击陈登。陈登，字元龙，是被孙策赶跑的吴郡太守陈瑀侄儿，“忠亮高爽，沈深有大略”，曹操用为广陵太守（治今江苏扬州东北）。宋代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其中名句：“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即是用了陈登的典故。史载，三国时许汜去看望陈登，陈登独自睡在大床上，叫他睡下床。许汜去询问刘备，刘备说：天下大乱，你忘怀国事，求田问舍，陈登当然瞧不起你。如果是我，我将睡在百尺高楼，叫你睡在地下，岂止相差上下床呢？
广陵战略地位重要，孙策志在必得，但他与陈登的战斗打得相当不顺。先是“遣军攻登于匡琦城”（在今安徽当涂），然而出师不利。随后，孙策亲自率兵“复讨登”。不幸，军到丹徒，出猎被刺遇害。孙策对陈登的战争，虽然没有取得胜利，但终使陈登难以在扬州地面立足，曹操控制的朝廷只好让陈登西撤，去做东城太守（治今安徽定远东南）。把陈登赶出广陵郡，战略意义极大，为以后孙吴政权有效控制长江防线，奠定良好的基础。
后来，曹操对此懊悔不已。《三国志·魏书·陈登传》注引《先贤行状》说：“孙权遂跨有江外。太祖（曹操）每临大江而叹，恨不早用陈元龙计，而令封豕养其爪牙。”
广陵既失，合肥对于曹操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当时的扬州刺史严象，又为东吴的庐江太守李术所杀。扬州七郡，孙权有其六，而曹操重新派出的扬州刺史刘馥，仅有九江一郡之地。
刘馥是曹操的同乡，又是汉室宗亲，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他单骑上任，把治所搬到合肥。战乱不息，合肥一度成为废墟，刘馥下令对城池进行大规模整修。经过几年治理，合肥一带经济发展，人口兴旺，史称“刘馥单骑造合肥”。
刘馥积极修治芍陂、茄陂屯田。屯田的重要目的是屯兵、备边，对付孙权。刘馥还重点加固合肥城墙，在城墙上堆积木石，组织编草苫，积攒了成千上万只草苫，还在城上储存了大量鱼油。这些战略物资储备，在以后的合肥防御战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刘馥坚持曹操的战略路线，从建安五年到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死于扬州刺史任上，经过九年励精图治，在纷乱的东南棋局上抢先占据要地，逐渐建立起稳固的“合肥防线”。
赤壁之战中经受考验
火烧赤壁后，曹操北还，留曹仁拒守江陵。
此时，曹军仍然兵控长江中流，不仅严重威胁地处中下游的东吴安全，而且控制了自江陵西上入蜀的长江水域和周边军事要地，等于断了孙权、刘备规图巴蜀之路。必须夺取江陵，把曹操势力赶出长江防线，赤壁之战才算画下圆满句号。所以，曹操刚走，周瑜、刘备联军就杀到江陵城下。
江陵之战，打得相当胶着、艰苦。据《三国志·吴主传》说：“（周）瑜、（曹）仁相守岁余，所杀伤甚众。”为此，孙权在东线发动策应进攻，开辟第二战场，乘曹军之敝，兵围合肥，让曹操陷于两面作战的凶险境地。
建安十三年十二月，孙权率一部主力急行千里，秘密渡江，猛攻合肥。同时命张昭率军，进攻九江郡的当涂县，做出孙吴主力在东线战场全面反攻的态势。吴军势众，老天爷也帮忙，下起连阴雨。那时合肥的城墙都是夯土结构，雨水久泡就得塌城。危急关头，刘馥留下的草苫、鱼油和木石全派上用场。
孙权围住合肥，前后多达一百多天，久攻不下。当时刘馥已去世，城中新刺史是原丞相主簿温恢，蒋济为别驾。曹操遣将军张喜带一千骑兵，并让他经过汝南时再把汝南兵带上，去救援合肥。但军队发生传染病，久而未至。情况紧急，蒋济同刺史巧施疑兵计，有意让敌人“缴获”伪造的张喜书信，说有四万人马正往这里赶来，目前已到零娄（今安徽霍邱西）。孙权上当，以为曹操的救兵真的来了，遂下令烧掉攻城的器具和营寨，从合肥撤军。
孙权这次策应性的军事行动，本不在于攻城略地，而是要在长江下流制造军事紧张态势，迫使曹操退出江陵。曹操看到与孙权决战的主战场已转向东线的合肥，对于曹操来说，东线显然比西线更重要。鉴于东西两线作战颇难兼顾的不利局面，曹操不得不决定把曹仁从江陵撤到襄阳。
所以，这次合肥之战，孙权虽退，战略目标也算达到。
艰苦卓绝的拉锯战
赤壁战后，西起陆口，东至大海，孙权控制了两三千里的长江防线，不仅悉数占领长江以南地区，还占领着江北的江夏郡、庐江郡、九江郡各一部，在江北形成广阔的纵深。为了北抗曹操，进取中原，孙权迁都秣陵，改名建业，即今江苏南京市。
孙权与曹操形成直接的军事对峙，而合肥成为争夺焦点。对于曹操来说，赤壁败归，内部造成严重的政治危机，在军事上，西有劲敌韩遂、马超，东陷孙刘联盟威胁，可谓内外交困。此间在合肥、濡须口（今安徽无为县东北）一线，至少发生四五次的拉锯战，曹操处于战略防御阶段。
军事上的主动权基本控制在孙权一方，周瑜锻造的东吴水军更是处于绝对优势。仅举一个细节，即见一斑。据《三国志·吴主传》注引《吴历》说：“权数挑战，公（曹操）坚守不出。权乃自来，乘轻船，从濡须口入公军。诸将皆以为是挑战者，欲击之。公曰：此必孙权欲身见吾军部伍也。敕军中皆精严，弓弩不得妄发。权行五六里，回还作鼓吹。”孙权竟能乘轻船而入曹军，甚至撤走之后，又返回来对曹军“鼓吹”一通，如此嚣张气焰也只有曹操能忍得。
《吴主传》注引《魏略》更有点离谱：“权乘大船来观军，公使弓弩乱发，箭著其船，船偏重将覆，权因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此即“草船借箭”的蓝本。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移花接木，说成是诸葛亮的神机妙算。从史籍记载看，曹操明令弓弩“不得妄发”，“借箭”自然无从发生。
合肥防线在拉锯战中苦苦撑持，殊为不易。此时，借成掎角之势的周边几城，军心不稳，纷纷叛逃。《资治通鉴》卷66记载，汉献帝建安十四年，曹操回谯以后不久，便有“庐江（今安徽潜山）人陈兰、梅成据潜（今安徽霍山东北）、六（今安徽六安）叛”，先此还有庐江人雷绪起兵反叛。这样，在今安徽六安、霍山、舒城、岳西、桐城、潜山一带便陷入混乱，对于合肥防线的冲击不言而喻。
当此危急关头，就连深谋远虑的曹操，也是方寸大乱，甚至“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征令内移”，结果“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民众十余万户东渡投吴，绝对是灾难性事件。此事曾受到蒋济反对，《三国志·魏书·蒋济传》记载，“济对曰：是时（官渡之战）兵弱贼强，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绍，北拔柳城，南向江、汉，荆州交臂，威震天下，民无他志。然百姓怀土，实不乐徙，惧必不安。太祖不从，而江、淮间十馀万众，皆惊走吴。后济使诣邺，太祖迎见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贼，乃更驱尽之。拜济丹阳太守。”曹操事后给蒋济加官升职，深表忏悔，以此鼓励下属敢于提出不同意见。
曹操调集精兵强将，着力加强合肥防御，丝毫不敢松懈。据《三国志·魏书·张辽传》记载，“使张辽、乐进、李典等率领七千余人屯合肥”。同时立即发起讨伐叛将陈兰、梅成的战斗。
《三国志·魏书·臧霸传》里记述了平叛的一系列战事。张辽让驻守在舒县的臧霸，进击皖城（今潜山）的吴将韩当，防止他们出兵救陈兰。臧霸在逢龙（皖县西北二十五公里）、夹石（即舒城与桐城之间的大关），击破韩当援军。不久，孙权军队来救陈兰，屯兵舒口，即龙舒水入巢湖的地方，今肥西三河镇一带近巢湖处。一部分军队乘夜从舒口向霍山方向进军，听闻臧霸已经返回舒县城，不敢继续前进而向回逃窜。臧霸连夜出兵追击，到天亮行程百余里，双方接战。臧霸采用前后夹击的办法，击溃敌军，迫使不少吴军赴水而死，从而为张辽攻破陈兰赢得时间。
2011年夏，安徽省文物局组织专家前往舒城、庐江，对三国时在皖、逢龙、夹石、舒县、舒口等地交战的方位、道里与路线，进行实地考察。在舒城城关镇南的周瑜城、县城内的古城村、庐江乐桥镇周家洼周氏祠堂遗迹、庐江县城东周墓村民组朝墓巷，考察组发现大批汉代聚落遗址、墓葬，以及筒瓦、板瓦、大量印纹硬陶片残片等。“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考古文物有力地佐证了那段历史风云。
扭转被动的关键之役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八月，孙权乘曹操西征张鲁之机，率众兵围合肥。
此战，合肥守军以七千人马，打退孙权亲自率领的十万大军的进攻，孙权损兵折将，自己都差点成了俘虏。自那时起，张辽的名字便与合肥逍遥津联系在一起。
史载，曹操西征前，写下一道秘令，封套有“贼至乃发”四字。孙权兵至，合肥守将一起把教令打开，上写：“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说：“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薛悌文吏也，使勿得与战。”战斗很激烈，《三国演义》“张辽威震逍遥津”作了精彩的叙写。
罗贯中有诗：“的卢当日跳檀溪，又见吴侯败合肥。 退后著鞭驰骏骑, 逍遥津上玉龙飞。”合肥之战，张辽乘敌立脚未稳，星夜突入吴营，杀得吴军胆寒。初战失利，围城十余日不可拔，孙权只好撤军。“辽率诸军追击，几复获权”。 赖得诸将死战，孙权纵马飞越肥水脱险，才幸免于难。
史载，张辽“步骑奄至”，甘宁“引弓射敌，与统等死战”，吕蒙“以死扞卫”，凌统“率亲近三百人陷围，扶扦孙权出”。孙权乘马至津桥，桥“丈余无板”，马不能过。幸亲近监谷利跟随，他让孙权抱紧马鞍，放松缰绳，“于后著鞭以助马势”，骏马受鞭，腾跃而起，“遂得超度”。
张辽面对强敌，敢于主动出击，以不足十分之一的力量对比，打得敌军抱头鼠窜。逍遥津之战的胜利，归功于张辽等人英勇善战，另一方面，人们对曹操的知人善任也给予高度评价。晋人孙盛评论说：“至于合肥之守，县弱无援，专任勇者则好战生患，专任怯者则惧心难保。且彼众我寡，必怀贪堕；以致命之兵，击贪堕之卒，其势必胜，胜而后守，守则必固。是以魏武推选方员，参以同异，为之密教，节宣其用；事至而应，若合符契，妙矣夫！”
此战彻底扭转合肥防线的被动局面，曹操自此由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正月，曹操号称步骑四十万，进军濡须口。“相拒月余”，又值春雨，孙权写信给曹操：“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另外又夹上一个纸条，上写八字：“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操发出“生子当如孙仲谋”之叹，撤军而还。
曹操数次东击孙权，威胁建业，虽然被诸葛亮讥笑是“四越巢湖而不成”，却起到慑敌作用，使孙权不敢北向；同时把东吴主力长期牵制于此，以保长江一线大部分地区的平安。魏吴接壤数千里，而数十年间只是在此一隅发生战斗，道理概在于此。曹操东线耀兵，也为自己捞到重大的政治资本，为他并州扩封、进为魏王，并为身后曹魏代汉铺平道路。
合肥防线西移建新城
曹魏和孙吴立国以后，围绕争夺合肥的战争也从未停止过，以至魏明帝曹叡深有感触地说：“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
青龙元年（公元233年），魏明帝营建合肥新城。《三国志·魏书·满宠传》记载，宠上疏曰：“合肥城南临江湖，北远寿春，贼攻围之，得据水为势；官兵救之，当先破贼大辈，然后围乃得解。贼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难，宜移城内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险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为引贼平地而掎其归路，於计为便。”
但蒋济持反对意见，认为这是“示天下以弱”，“未攻而自拔”。满宠再次上表说：“孙子言，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以弱不能，骄之以利，示之以慑。此为形实不必相应也。又曰善动敌者形之。今贼未至而移城卻内，此所谓形而诱之也。引贼远水，择利而动，举得於外，则福生於内矣。”
魏明帝接受满宠建议，建新城避敌水军之长，将合肥防线西移，靠近鸡鸣山魏军大营。这一年，孙权亲自率兵，欲包围新城，但因为城离水路太远，在水上停留二十天不敢下船。
青龙二年（公元234年）二月，吴军又来。史载，“明年，权自将号十万，至合肥新城。宠驰往赴，募壮士数十人，折松为炬，灌以麻油，从上风放火，烧贼攻具，射杀权弟子孙泰。贼於是引退。”
合肥防线，对三国鼎立产生深远的影响。两晋南北朝时期，持续数百年的分裂，更是战争频仍，祖逖谯城之战，谢玄淝水之战，到彦之河南之战，萧衍义阳之战，陈庆之洛阳之战，吴明彻淮南之战，合肥都在逐鹿中原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合肥城市的功能也因此发生重大转变，由《汉书》《后汉书》所记载的秦末汉初全国九大经济都会之一，转变为军事战略重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