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做过几年赤脚医生，家中那个掉了漆的医药箱里，总放着纱布、红药水和几种常见药片，散发着淡淡药味。他有个巴掌大的小本子，密密麻麻抄着药方和口诀。有时在田埂歇息，他会教我们背诵“汤头歌”：“小柴胡汤和解功，半夏人参甘草从。更加黄芩生姜枣，少阳百病此方宗。”看我一脸茫然，便解释：“这是治感冒发烧的方子，柴胡是主药。”他常连吓唬带叮嘱“不洗手别拿馍，吃到肚子里都是蛔虫，肚子疼！”那时候农村孩子常因吃了不干净食物，肚子有蛔虫，疼得满地打滚。在田里，谁的脚手弄破流血了，他揉一把止血的野草敷上，还真管用。
　　父亲做赤脚医生没几年，一来年轻没名气，找他看病的人不多，二来他只敢打针，不愿意给病人吊水，没挣到什么钱。
　　这条路走不通，他便把心思转向别处。他花钱订阅《致富报》《农村百事通》等报纸杂志，照着上面的法子种粮种菜养鸡鸭，也踩过不少坑：比如按所谓的“技术秘方”生产洗衣粉、养蚂蟥……结果发现，很多不过是骗人的噱头。
　　在诸多尝试中，有两项颇为成功。一是养殖长毛兔，当时一斤兔毛能卖到上百块钱，这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家里养了一百多只长毛兔，父亲还设计出双层兔舍，兼顾通风、排水和清理，给兔子安了个舒适的家。第二项是种植番茄、芹菜等作物，比传统的“一麦一豆子”效益好很多。家里零花钱宽裕了，我和弟弟偶尔也偷偷顺点钱，买块糖、买根冰棍解解馋。
　　春秋两季，他还穿插着做雏鸡雏鸭的贩卖生意，把雏禽赊给农户，等秋季农户有了收成再去收钱。冬天农闲，叔伯婶子们大都挤在墙根晒太阳、赶闲集拉家常，父母亲则忙着清理泥塘，为菜园积攒土杂肥，照料长毛兔繁育幼崽，把春耕要用的农具一件件修理妥当。
　　那些年，父亲走南闯北，吃了不少苦头。父亲身上有着中国传统男性家长的隐忍，从不向年迈的爷奶和年幼的我们诉苦。多年后，我才从母亲口中得知两件刻骨铭心的事：一次父亲从外省返程，在河道里乘船，遭遇黑船工。船工没捞到什么好处，恼羞成怒，嘴里不停地骂骂咧咧。父亲听到后，趁船工不注意，偷偷跳到河里，在水草窝里藏了一夜，身上叮满吸血蚂蟥，差点休克淹死在水里。还有一次，他落入一伙人合设的“调包计”圈套，身上一千多块钱被骗走，他抱头失声痛哭。
　　2000年前后，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父亲的生意渐渐难以为继。为了供我和弟弟读书，父母做出了艰难的决定，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土地，离开年迈的爷爷奶奶，踏上前往上海的务工之路。他们在徐汇区一个农贸市场租摊位卖青菜，这一去，就是十年。农忙时节，他们会像候鸟一样匆匆赶回老家，抢收麦子、掰玉米，短暂停留几天，又匆匆赶回上海。我与父亲聚少离多的日子，在这样年复一年的奔波中，被拉扯得愈发漫长。
　　父亲在上海卖青菜的十年间，每天凌晨两三点钟起床，蹬着三轮车去批发市场进货。清晨六七点前，把各种蔬菜在摊位上码放好，一直守到傍晚八九点钟，菜市场里顾客少了，才能收摊。他说，在那里的日子，常年见不到太阳——去市场时天还黑着，市场里没有阳光，收摊时天又黑了。长期的劳累和压力，让父亲患上了帕金森病，手抖得越来越厉害。后来我和弟弟工作稳定了，他实在干不动了，才在2010年，把摊位转租出去，回到合肥定居，住在我弟弟家附近的小区。
　　父亲日渐衰老，像一棵历经风霜的老树，每次去合肥看望他，临别时，他总要执拗地送我至小区门口，重复着那句说了十几年的话：“路上开慢点，别跟人家抢路。”严重的帕金森病让他步履踉跄，身形佝偻。坐进车里，透过后视镜，总能看到他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目送着，直到车子彻底消失在视线尽头，才肯一步三晃地转身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