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在狱中。


　　《觉醒年代》剧照

　　电视剧《觉醒年代》叙述了陈独秀从创办《新青年》到建党的历史过程，并还原了陈独秀与两个儿子延年、乔年之间矛盾、纠葛和父子情深的故事。那么，在延年、乔年的成长过程中，陈独秀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呢？
　　少年人生 自创前途
　　陈独秀五岁时，过继给叔父陈衍庶。陈氏家族因陈衍庶的经营而成为安庆的名门望族。陈独秀虽是陈家的唯一继承者，可是，他向来不问家事，视家产如敝屣。1909年，陈衍庶因不识外文经济协约，中了英商圈套而败讼，不得不变卖财产，家业也因之衰落。如此大事，年轻的陈独秀虽通晓英文，却如无事人一般，听之任之，不闻不问。他在北京时，叔父开设的崇古斋古玩铺的掌柜，竭力想巴结他，多次恭请他赏个面子，到铺子去一趟。可他却淡然拒绝，说：“铺子不是我开的。”决意不染指父辈留下的资产。
　　陈独秀一生几乎没有固定的职业和经济收入，赖以生活的来源是稿费和版税。他纵是穷得只有一件汗衫，一天只喝两顿稀粥，也从不染指父辈留下的私产。当时，他在文人圈中就有“寒士”的美誉。他按照自己的成长经历，教育儿子走一条自立自强的成长之路。1915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翌年改名为《新青年》），把延年和乔年也带至上海。兄弟俩寄宿在亚东图书馆，白天在外做工，饥了吃块大饼，渴了喝口自来水，晚上，还要到法语班补习法语，过着“冬仍衣袷，夏不张盖”的艰苦生活。
　　既是姨妈又是继母的高君曼看到他们面容憔悴的样子，常常喟然长叹，唏嘘流涕，每每想开口让他们回家食宿，可又恐陈独秀不允，只得找到陈独秀的老友潘赞化，求他代为说情。陈独秀听后，紧蹙双眉，生气地说：“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叫他们自创前途可也。”
　　1917年后，兄弟俩在上海读书，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给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来信，让从自己的稿费中，每月支付十元钱给延年和乔年，供他们读书和生活。每月，他们兄弟都要来书店取父亲给的钱，从不多支一文，来了还主动帮助书店干些杂活。
　　延年生活俭朴，常把头发剃得光光的，穿着和工人一样的服装，吃睡都和工人在一起。整日为革命奔波操劳，无暇顾及个人生活和私事。他的生活方式，被同志们概括为：不照相、不看戏、不沾烟酒、不上馆子、不讲穿着、不谈恋爱。乔年在北方区委工作时，才二十三岁，是北方区委中最年轻的领导者，他理论水平高，并具有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党初建时缺少组织工作经验，他便摸索着，设计许多表格，发到基层填写。他的方法受到中央表扬，所设计的表格被推广到全国。乔年在北京时，尽管过着清贫的生活，却也和父亲一样，从不跨进崇古斋的门槛，更没从铺里支过一文钱。
　　骂吴稚晖 斩祀汪汪
　　新文化运动时，陈独秀与吴稚晖志同道合，关系密切。
　　1919年，兄弟俩赴法勤工俭学时遇到了困难，吴稚晖还亲笔致函上海华法教育会沈梁，信中说：“陈先生昆仲为陈独秀先生之令嗣，志行为弟等所敬佩……弟故敢恳先生大力设法为之招待，俾得早日成行。”没想到，兄弟俩到法国后不久，便抛弃无政府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这让吴稚晖既失望又恼恨。
　　延年被捕时，他的真实身份并没暴露。他从狱中让人给亚东图书馆汪孟邹捎去一封信。汪孟邹得知消息后，立即去找胡适，请及时营救。胡适一口答应。胡适又去找吴稚晖。凭吴在国民党的地位，解救尚不明身份的陈延年，那可是轻而易举的事。谁承想吴稚晖得知这一消息时，竟然高兴地说：“好了！好了！老陈没有用了，小陈可怕，太可怕，胜过其父十倍。捉到小陈，天下从此可以太平了！”
　　吴稚晖来到监狱验明陈延年的真实身份后，立即给上海警备处特务处长杨虎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如此之巨憝就逮，佩贺之至！陈延年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尤属恶中之恶。上海彼党失之，必如失一长城。故此人审判已定，必当宣布罪状，明正典刑，足以寒通国共党之胆。”杨虎是个杀人魔王，立即提审，严刑拷打。延年威武不屈，敌人无计可施，将延年处决，年仅二十九岁。
　　1932年10月，陈独秀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囚禁于南京第一模范监狱。囹圄寂寥之中，陈独秀更多的是思念两个儿子。1934年，他在狱中以七言绝句作大型组诗《金粉泪》，对国民党进行无情的批判，其中第20首就是写吴稚晖，诗曰：“艮兑成名老运亨，不虞落水仗天星。只怜虎子风流甚，斩祀汪汪长叹声。（吴稚晖以子有恶疾，绕室长叹曰吴氏之祀斩矣。）”
　　诗中说，吴稚晖早年在日本落水未死，到老靠投机而官运亨通，可终是“艮兑成名”，这里以八卦中的“艮兑”，比喻他不过是宦侍臣妾而已。后两句是说吴的儿子得了风流病，“斩祀汪汪长叹声”，诗人将吴稚晖比喻为一只汪汪狂吠的老狗，绕室长叹：“吴家的香火灭绝了。”可见陈独秀思子之切和恨吴之深。
　　失子之痛 刻骨铭心
　　在家庭关系中，延年、乔年成人后，陈独秀从不以“父父子子”的纲常，压抑儿子的个性发展。他把他们当作独立的个人，以同志、朋友相待。延年、乔年给他写信时，也多以“独秀同志”相称。他们从不掩饰父亲的错误，在大的原则问题上，不徇一点私情。
　　1926年，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苏联顾问鲍罗廷和陈独秀接受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使二百五十多名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和黄埔军校。延年对此极为不满，批评父亲是“书呆子”“老糊涂”。他还和广东区委的同志说：“我和老头子虽是父子关系，但我是共产党员，我要坚决站在党的立场，反对向蒋介石妥协退让的政策。”
　　八七会议前，陈独秀就已离开了党的领导岗位，可是，他不甘寂寞，频频给中央写信，提出自己的政治意见和主张。党内推行左倾路线的一些人，根本不把他的话当回事。乔年同情父亲的处境，常抽空看望他，并劝他不要再给中央写信，要相信中央，相信党内大多数同志。陈独秀听从儿子的劝告，在一段时间里再没有给中央去信。
　　延年牺牲时，陈独秀悲痛不已，整日不发一言，亲近的人都避而远之，唯恐在他的面前提及延年的名字。乔年于1926年和史静仪结婚，并生下一男孩，取名红五。乔年被捕后，史静仪多方奔波、营救，已无精力抚养幼儿，红五便夭折在襁褓中。不到一年的时间，陈独秀连失二子一孙，他忍受了常人无法忍受的巨大悲痛。
　　西安事变发生后，陈独秀竟如稚童般高兴，托人打酒买菜，对人说：“我生平很少喝酒，今天我要痛饮一杯。”他斟满一杯酒，深情地说：“大革命以来，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说完便把酒奠酹于地。接着又斟了第二杯，颤抖着呜咽起来：“延年、乔年，为父给你们酹此一杯。”说着便老泪纵横，泣不成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