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都在阅读中成长，只是方式各异。我的读书之路，恰如四季轮回，每个阶段都有独特的风景。从懵懂少年到知命之年，书籍始终是我最忠实的伙伴，在人生的每个转角处，为我点亮前行的灯火。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出生在无为县一个偏僻的村庄。那时的农村，物质匮乏得像被淘洗过无数遍的米袋。课外书籍对我们这些农家孩子来说，简直就像天上的月亮一样遥不可及。记得第一次见到连环画，是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堂哥神秘兮兮地从怀里掏出一本《地道战》，泛黄的纸页上，黑白分明的画面瞬间抓住了我的眼球。从此，我便迷上了这种被称为“小人书”的读物。
　　这些巴掌大的画册，不仅是我们童年最珍贵的玩伴，更在不知不觉中塑造着我们最初的世界观。《地雷战》教会我们智慧胜于蛮力，《小兵张嘎》让我们懂得勇敢与忠诚，《铁道游击队》则展现了团结的力量。可惜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在这些简单的画册之外，还有那些熠熠生辉的经典名著。直到多年后，当我第一次捧起《红楼梦》时，才突然明白，原来文字可以构建出比画面更为丰富的世界。
　　1983年的秋天，16岁的我背着简陋的行李，走进了无为师范的大门。
　　学校阅览室很快成了我的第二个家。记得第一次走进去时，我被眼前的情景震撼了：整面墙的书架上，整齐排列着各种期刊和书籍。《诗刊》《十月》《收获》这些曾经只闻其名的文学期刊，现在就静静地躺在那里，等待我的翻阅。我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开始了近乎疯狂的阅读。
　　最难忘的是1986年暑假，学校图书室需要整理，我主动申请帮忙。那半个月里，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搬运、分类、上架图书。当整理到最后，朱老师指着角落里一堆破损的旧书说这些要处理掉时，我的心猛地一紧。
　　“老师，能不能把这些书折价给我？就当是勤工俭学的报酬。”我鼓起勇气问道。朱老师看了看我渴望的眼神，笑着点了点头。那天下午，我背着鼓鼓的麻袋，徒步两小时走回家。袋子里装着残缺的《唐诗三百首》、少了封面的《红楼梦》、卷了边的《茶花女》……这些破损的书籍，在我眼中却比任何金银财宝都要珍贵。那个夏天，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残缺”的经典。李杜诗篇恣意流淌的家国情怀，曹雪芹笔下缠绵悱恻的世态人情，小仲马描绘的凄美爱情，都让我第一次真正领略到文学的魅力。
　　师范毕业后，我开始了漫长的职业生涯。工作岗位几经变换，唯一不变的是对阅读的热爱。工作再忙，睡前总要翻上几页书，这个习惯保持了三十余年，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记得女儿十四岁那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让全家陷入阴霾。在医院的走廊里，在病床的旁边，是史铁生的《病隙碎笔》陪伴我度过了最难熬的时光。他在轮椅上写下的文字，像一剂良药，让我明白苦难不是生命的终点，而是淬炼生命韧性的熔炉。“命运不是用来忍受的，而是用来理解的”，这句话成了支撑我的精神支柱。
　　另一个对我影响深远的是军旅作家王树增的《朝鲜战争》。为了真正理解这段历史，我不仅读了这本书，还延伸阅读了中外多个版本的相关著作。这种多维度的对比阅读，让我学会了跳出单一视角看问题。当我把不同立场的叙述放在一起时，历史的立体图景才逐渐清晰起来。这种深度阅读带来的思考乐趣，远非碎片化浏览可比。
　　年过半百，我的阅读方式又有了新的变化。不再追求阅读的数量，而是更注重质量；不再贪多求全，而是学会细细品味。一本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短短十万字，我却反复品读了一个多月。她笔下那些承受着生活重压却依然保持温暖的小人物，让我感受到了文学最打动人心的力量。
　　泰戈尔说：“世界以痛吻我，要我报之以歌。”这种将苦难转化为诗意的能力，正是深度阅读赋予我的智慧。现在的我，喜欢把不同版本的同主题书籍对比着读，在这种多维碰撞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解。
　　知命之年的阅读，更像是一场与作者的平等对话。我不再盲目崇拜权威，而是带着自己的阅历和思考去阅读。有时会赞同作者的观点，有时会产生疑问，甚至偶尔会发现大家的疏漏。这种互动式的阅读，让每一本书都成为一次思想的旅行。
　　汪曾祺说：“文学从未远离我们，是我们有时远离了文学。”这句话道出了文学与生活的真谛。真正的文学爱好者，应该像品茶一样对待文学——既能享受它的清香提神，又不会用它来代替主食。保持适度的距离，才能既享受文学之美，又不被其束缚。
　　回望自己的阅读人生，从连环画到世界名著，从泛泛而读到深度思考，活色生香的书籍在每个生命阶段都给予我不同的滋养。而我也渐渐明白，最好的阅读状态，就是既能沉浸在书海中，又能稳稳地站在生活的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