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首发的新书《包拯和他的时代》里，作家马丽春投注了她的文学热情和不竭的好奇心。面对被虚虚实实的文字架空的著名历史人物，马丽春的写作“金线”是“大事不虚”。放眼包拯所处的时代，走到历史文献的细节深处，“希望通过我的发现能够还原包拯真实的人生。”
　  用“问题意识”推动写作
　　徽派：马老师好，回到您熟悉的徽派。这一次是因为您的这本书而来：《包拯和他的时代》。对于这样一个大家熟知的历史人物，您这一次在书写的时候开辟了什么样的独特赛道？
　　马丽春：这本书从大历史角度来呈现包拯精彩的一生。之前很多包公书，虽然写的是包拯，可很多内容是虚构的，还夹杂有大量民间传说，和真实的包拯是两回事。包括现在影视剧、舞台剧中的包公戏，也以虚构为主。这本书就尽可能地还原真实的包公。当然，也不是每个字每句话皆有来历，事实上也无法做到，毕竟是历史人物，但书中所有重大的事件是真实的，这种写作叫“大事不虚”，而在小事上、细节上就会用上文学写法，这叫“小事可虚”。在文史写作上，从古至今，最通行的也是这个模式。像司马迁的《史记》，也是这样。一本书要好看，要有满满的干货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要以史实做骨干撑起来，还要有文学的描写夹杂其中。既真实又好看，还要有大视野。
　　徽派：您对真实的包拯有哪些好奇？
　　马丽春：市场上有很多书，离真实的包拯很遥远。比如包拯弹劾某位达官贵人，很多包公书只写包拯弹劾，而不及他人。这种写法，我称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显然也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仔细阅读《续资治通鉴长编》就会发现，同一年里，同一事件会有很多人出来弹劾，而包拯又是什么时候出场的，最后这个事件又是怎么收尾的，包拯在其间起什么作用？这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观察和分析这一事件很有意思。这样子去写包拯更客观，角度也更多元。客观，多维度，去研究历史人物，而不是先入为主，这在历史写作中，尤其重要。有位学者说过，写历史，搞文史研究，一要有好奇心，二要充满热情，要有满满的热情投入，因为研究本身是很寂寞的，相对比较枯燥，要做很多很笨的琐碎工作。三是要有发现问题的能力。这三点，我在这本书的写作中，基本上也是这样做的。我去年写了32万字的《陈亮师友录》，今年也要出版，陈亮是南宋人，状元，学者，词人，思想家。而包公是北宋名臣。为写他们，这几年我读的书以历史书籍为主，学术性的书以前不太看，但现在喜欢看。现在我还喜欢读原始文献，做读书笔记，且一做就是几十万字。这在文史写作中作用很大。现在很多年轻的文史作家写得很好，像现在很红的马伯庸，他们对历史有一些新鲜的解读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徽派：在这本书的写作中，是叙述方式重要还是角度重要？
　　马丽春：两者都重要，但角度更重要。语言文字是工具，如何去呈现，从哪个角度进入，这在一开始就要有这个意识。当然叙述的方式也很重要。我在某一天突然有感觉了，便一口气写下“引子”，这样，这本书的叙述方式便开始建立了。后面只需要有问题意识。在很多章节里，是问题意识在推动文本的写作。可以说，问题意识贯穿全书始终。比如包拯的十年守孝，怎么去呈现，仅仅只是孝吗？合肥的包公祠为何在包公死后第四年才出现？欧阳修为何要弹劾包拯？包拯人生中的恩师是谁？他又如何报答这位恩师？等等。这本书如果说与别的包公书有什么不一样，问题意识推动这本书的写作，可能是最大的不一样。
　　包拯其实是个“理工男”
　　徽派：对于包拯这个人物，在书写他的时候，有什么新发现吗？
　　马丽春：我刚来到合肥的时候，就住在包公祠的对面。我在合肥最早认识的河流是包河，最吸引我的风景就是包河中的荷。那时我无数次穿行于包公祠，对庙里面塑的包公像，我有敬畏心但却没有亲近感。恐怕很多人都如此，因为我们对他了解都甚少。当有编辑邀我写包公时，我对编辑说，我感兴趣的只是这个真实的人物。而且，我对这个人物的写作不预设立场。也就是说，真正开始研究和写作，是靠好奇心和问题意识推着走的。这样，一步步去走近他，感受他。文史写作和新闻写作有相像处，和我原来的医生思维也有关联。医生很强调逻辑思维、整体观念和问题意识。这对写历史人物尤有帮助。
　　徽派：包拯现有的资料能满足到您的研究吗？
　　马丽春：北宋很多名臣，像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东坡这些人，都留下大量的文献资料，像苏东坡的文集里啥都有，有诗词歌赋，有书信手札题跋，有文章策论，还有很多疏文。欧阳修的文集里也是这样，内容极其丰富，像欧阳修弹劾包拯的疏文就留在他的文集里面。而包拯，却只留下170多篇奏折和一首诗，加上1973年出土的墓志铭，当然还有宋史本传和宋人笔记。要写包拯，这些资料是不够的。关于他自己早年的历史，他只说了八个字“生于草茅，蚤从宦学”。材料如此匮乏，那怎能写好他呢？我当时就想，找找他的同龄人吧，或许有惊喜的发现。我以上下二十年做一个区分，比包拯大20岁，比包拯小20岁，这些人留下来的文献，对写包拯应该是有帮助的，因为都是一个大时代的人。所以就买了这些人的书来看。果然别有洞天，后来在写作时派上了用场。这本书的前面一部分有些闲篇，但这些闲篇对认识那个时代，对认识包拯这个人，是很有帮助的。所以闲篇并不闲。比如，包拯青少年时期扑朔迷离，没有文字资料可以证明他的成长经历，而同时代的人因为科举制度，他们要读什么书，他们的仕宦生涯和成长经历，有很多共性的地方。表面上，是在文献资料极度匮乏之下，被逼采取的这么一种研究方法，从他们的人生来观照包拯的人生，这样去研究，倒也大大拓宽了角度，所以编辑后来为这本书定名为《包拯和他的时代》，倒也恰如其分。
　　徽派：北宋这样一个群星璀璨的年代，包拯是一个什么样独特的存在？
　　马丽春：包拯读书广博，孝顺父母，做事高效，极有章法，还很有创意。他的很多行为和思想吸引着我。说实话，写完了包拯，我对他的了解更深了一层。他在39岁左右才出山，在家里待了十年才出来，要按现在的话说，这样的进士哥有点傻。可他不一样。他在每一任内都留下闪光的政绩。我觉得包拯有理工男的特质，像欧阳修是典型的文科男，包拯看重的是做事，解决问题，而不是诗词歌赋。他不搞形式主义，几乎零社交。这些优点，恰恰也是我们时代所需要的。比如包拯在开封府尹任内做出两大革命性的举动：第一个是破除了门槛，拆除了“传达室”，让所有老百姓都可以直接面官，这一举动，史上所无；第二个，文件在他任内最为简约。他这种思想和做法是否让你感觉到亲切？包拯的与众不同成就了自己，也因此，他才成为“千年包公”。
　　新安晚报 安徽网 大皖新闻记者 吴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