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监察御史杨瞻巡按直隶庐州。杨瞻是谁？他本是山西蒲州人，号舜原，是古代诚信典范之一。《清稗类钞》记述他“花盆埋金”的故事，说他早年经商淮杨时，某盐商有千金寄托，孰料盐商两年未回。杨瞻乃将千金埋于花盆，上面种植花卉。并托人四处打听，方知盐商已故，而其子并不知千金之事。后杨瞻邀盐商之子前来，指着花盆道，“此若翁所寄千金也”，其子茫然不敢取，杨瞻道“系尔家物，何必辞”。
　　杨瞻还是明朝名臣、被嘉靖皇帝视为“左右手”的兵部尚书、后任吏部尚书杨博的父亲，不过杨瞻巡按庐州府时，儿子杨博还没进入中枢。御史大人喜山乐水，杨瞻这年虚岁刚满五十，正当春秋鼎盛之年，到了庐州自然少不了就近登攀大蜀山，并留下一首七律诗。
　　早衙无事上山来，推拥肩舆踏翠苔。
　　新竹有情围寺长，好花无数向人开。
　　遣怀细嚼芳辰景，题壁频看大雅才。
　　刚到半天赊一眺，梯云石凳似层台。
　　杨瞻登大蜀山，不过是“早衙无事”之插曲，他还有“政事”须办。此番巡按庐州，杨瞻头件大事便是拜谒包孝肃公墓。他用12个字论定包拯的一生，即“刚明正大，忠孝节义，追匹古人”。他并以汉朝的汲黯（汉武帝时著名谏臣廉史）与唐朝的魏征为例，说这两个史上赫赫有名刚正清廉的言官，只算“各得一偏”，都不如包公那样完美。百姓对包公的景仰历经四百年而愈炽，杨瞻写道，“今去公四百年，无知小民呼其官之好者，不曰包待制，必曰阎罗包老。”
　　在谒墓探访中，杨瞻出自对包公的爱慕尊崇，几番挥毫疾书，“大书表其墓”；“大书表其故里”；“大书表读书故址”。“大书”者，郑重其事也。在俗呼为“香花墩”的读书故址，设堂塑有包公像，杨瞻题匾曰“包公书院”。包公第十九代孙依傍故址，盖起数件茅屋，以便祀事。杨瞻怜其简陋，“因旧基作前门三间”，题匾曰“宋孝肃包公家庙”；正堂三间题匾曰“包氏世享堂”；后寝室三间题匾曰“孝思堂”；东序三间题匾曰“神厨”；西序三间题匾曰“神库”。前后题匾6方，杨瞻颇费思量。
　　一个香花墩，既有“家庙”，又有“书院”，如何相安无事？杨瞻本意欲集家族祀事于官方奉祀于一处，家族祀事自于家庙举办，官方或民间展谒奉祀则于书院进行，是时包公子孙妇女等“不可内出矣”。唯恐有人误解，杨瞻特地作出说明，“书院者，一郡之公祀也”，人人都可参预；“家庙者，一家之私祀也”，只限于包公之子孙妇女而已。把两者连为一处，“私以附公”，家庙挨着书院，包公子孙易于“主守”；从另一角度看，“公外又私”，书院之外连着家庙，包公之子孙妇女又易于“奠献”。这个构想及匾额完全是杨瞻“创建”的，“兹固余以义起者也”，所愿无非两个：从公的方面说，以包公精神激励乡绅奋起，“起缙绅之骏奔”；从私的方面说，以包氏血脉传承感召，“通血脉之感召”。惟其如此，“公之祀不既悠久哉”。以家庙为主，辅之以书院，这便是杨瞻以“家庙”“书院”为香花墩题匾的真实目的。
　　此为监察御史杨瞻于嘉靖十八年巡按庐州时写下的《明创建包孝肃公家庙记》，收入《万历合肥县志》。
　　《万历合肥县志》修于万历元年（1573年），由时任合肥知县余姚人胡时化主持修纂。胡时化于隆庆五年（1571年）任合肥知县，距杨瞻去世（1555年）不过20年，应该还算同时代人。而此时，杨瞻儿子杨博官居少师兼太子太师，执掌吏部，恩宠正隆。
　　在合肥期间，杨瞻还应庐州知府请求，代撰一篇《祀包孝肃公文》，以备庐州府春秋两季大祀采用。文中起首颂曰：“先生海岳精英，乾坤正气”，继而将包拯一生之不世之功浓缩为三个排比句，层层递进：“守乡郡而法令严，尹开封而权豪畏；转龙图而制作有伦，为御史而直言无讳；隐伏赖以察摘，纪纲赖以焕蔚。”末以两句赞词作结，称包拯“诚乡曲之耆龟，缙绅之师师也。”耆龟者，德高望重之喻也。这两句说包拯是故乡百姓的楷模，也是士大夫的恩师。这篇《祀包孝肃公文》同时被收入《万历合肥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