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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枣树下的嘱托
  □潜山霍建明
  爸爸年近八旬时,行走一瘸一瘸不如常人,他的伤腿疼痛且浮肿,眉头经常紧紧皱着。老人有时痴呆呆久久凝视着一个方向,熟知他的亲朋好友看了无不感到揪心。
  作为长子,我知道爸爸经常想过去的事情。我理解爸爸,他天气变化时每每“怒发冲冠”,决不是怨怪亲人,也不能说是脾气暴躁。爸爸的瘸腿,爸爸的疼痛,爸爸经受的生活不便,一切都归罪于那场战争,归罪于那炮弹的无情。
  1945年,爸爸还不满16岁,是一个天真活泼的少年,本应是一个中学在读生。可历史偏让他柔嫩的肩膀,扛起了一杆沉重的钢枪。他的胸前没有团徽,左臂佩戴的是鲜明、雄壮的“新四军”的标志。爸爸虽然还不满16岁,却已经在残酷的战场上拼杀了两年!
  1987年春天,回河南永城老家,在一棵粗壮的大枣树下,几位本家族年迈的爷爷告诉我说:“那是一个夏天,新四军战士勇猛地攻县城,日本鬼子在高大坚固的工事和碉堡里,拼命用机枪扫射、开炮,还叽哩哇啦在城墙上狂叫,往下浇汽油。新四军战士一个个倒下了,你爸爸就在里面……”
  大爷们声音嘶哑了,眼睛红了,泪水滚落了下来。他们说:“幸亏下了一场大雨,要不然受伤战士都要被烧死。天黑时,俺们几个抬战士的遗体,发现你爸爸还有一口气,连忙送进了战地医院。抬你爸爸时,你爸爸的腿上还在流血……几十名战士牺牲后,就埋在庄子后面。当时弄不起棺材,只用席子裹了一下。坟前也没有石碑,只钉了一块长木板,上面写着战士的姓名。”
  爸爸活了下来,但左脚踝和小腿肚被炮弹炸掉了一半,只能留在部队当卫生员。1949年后,他先后在安徽潜山县血防站、防疫站工作,甚至服从组织安排,在一家农村卫生院干了十几年院长。爸爸常年穿着合肥假肢工厂特制的大皮鞋,被评为二等乙级伤残军人,后来成了一位离休干部。
  儿时看母亲整理抽屉,在一个长硬盒子里,几件物品被包了一层又一层,我问里面藏了什么好东西,母亲满面春风地回答说:“是你爸爸的军功章!”
  爸爸晚上看电视时,十之八九在沙发或躺椅上睡觉。可如果是抗日题材影视片,他周身是劲,从不打盹。有几次看到彭雪枫,爸爸兴奋地大声说:“彭师长,他是我们师长!”
  由于伤病的长期折磨,由于身上还有残留的弹片,爸爸迈入人生的黄昏,事实上比一般老人要来得早。爸爸1999年患中风,之后时好时歹,病根一直难以消除。2005年8月,爸爸病重又一次住进了医院。在病床上的爸爸,弥留之际心理上得到了最大的慰藉——县委领导亲自将一枚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金质纪念章,郑重送给了父亲。几天后,77岁的父亲,像睡着一样走完了艰辛而自豪的人生历程。
  爸爸走了,我的眼前常常浮出老人家行走时一瘸一瘸的样子。爸爸走后,我经常想起大枣树下那几位爷爷的叮咛:“你爸爸行走不便,不能常回来了,你们可要常回家看看呵……”
  我笃定想再回故乡看看,我想带着爸爸生前的念叨,去看看昔日战场的变迁。就在我心理上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时,儿子在微信上发来了一组照片。他激动地告诉我:“爸爸,出差正好路过河南永城老家,我拍了照片!”
  看到微信和听了孩子的一番话,我激动不已。素日谈心说到老家,孩子好像一点儿也不感兴趣。这也难怪,贫穷的农村老家以及老家的来龙去脉,隔代的他们恐怕确实不知晓。现如今提及乡愁、说到传承,老家模糊的印象,才慢慢由虚幻变为清晰……
  我记得故乡的大枣树。孩子走到故乡地界不由自主地激动,是家国情怀的驱使,更是一种令人欣慰的赤子之心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