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弟3岁时，我们的父亲就因病去世了。家里太穷了，后来母亲和大哥到城里做工，我就带着七八岁的三弟在家过日子。可那是什么样的日子啊！我俩很少吃过干饭。我每天烧一大锅稀饭，中午一人吃两三碗，留一点；傍晚放学时，一人再吃一两碗。也没有菜，就是臭炸面和萝卜缨子。
　　后来，母亲让我到城里当学徒，三弟先是跟着祖母生活了一阵子，后来也到合肥上学了。一天，他忽然从很远的东门跑到南七里站我的工厂里找到我，说，二哥，我不想念书了，我想找工作。我想想，我也没念多少书，而今也混得人模狗样了，写作上还获得市文教系统先进工作者的称号，还出席了省里的文代会，于是我也就同意了。加上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先要挣两个工钱吃饱肚子再说。都说长兄为父，但由于我俩在乡下患难与共的经历，他还是依赖我。
　　三弟先是在浴池当“跑堂”，后来，在十字街的庐州饭店炸油条。
　　我那时已经调到一家报社。报社处理几部旧照相机，我花70元（那是我当时两个月的工资啊）买了一架捷克120双镜头相机。一天早晨，三弟正在炸油条，我端着相机对着他“喀嚓”一下，后来就给了他一张照片。他很开心，从此拿着我的照相机爱上了照相，并刻苦学习摄影技术。后来他到了逍遥津照相馆，干了6年，捏皮球快门，专门拍人像，大约拍了9万人的标准头像。
　　1979年，三弟从照相馆调到了合肥市文化馆，拍舞台表演，拍群众文化演出。最早三弟在合肥市举办摄影培训班，每期都有上百人参加，主讲的老师大多是省市摄影家协会的主席、副主席，他还请新华社安徽分社摄影部主任徐光春当他高级班的老师。
　　1989年，三弟又调到省轻工业厅的《轻工导报》。但随着报纸后来的停刊，三弟竟屁股一拍就到了深圳。他两手空空，只带了他的500幅摄影作品。深圳摄影界很快就认可了他，有关方面曾答应为他办一次摄影展，不料三年疫情使他这个愿望泡汤了。三弟手头拮据，欠人家的房租也无钱缴纳。我说，你回来吧。我给了他一笔钱，他交了房租，坐飞机回来了。
　　三弟像是变了一个人。他年轻时，是十分英俊和帅气的，如今则老态龙钟，步履蹒跚。老伴将他的生活用品都准备齐全，还给他网购了一个能放点衣物的活动衣架。头一年的房租是外甥刘长荣付，后来是我付。我另外给他每月600元的生活费，并请其他兄弟姐妹一人给一点。长荣17岁时，到他三舅的庐州饭店当学徒，现在开了一家饭店，时不时地给三舅送些饭菜。刘长荣办事精干，一天之内给他三舅买了空调、洗衣机、电视机、小冰箱四大件。按说三弟可以安度晚年了，但他的身体却每况愈下。一次他电话告诉我，他在外面摔倒了，他打110，是警察把他送回家的。再后来他又一次摔倒，手机摔在身旁不远的地方，他却再也不能打110了。
　　儿子温泉先前就对我说，爸，你得为三叔准备一块墓地。我说行。三弟去世后，我准备给他找坟地，这时老伴说，不要另找，就把他和父母葬在一个墓穴里，让他回到父母的怀抱，也让他可以陪伴父母。老伴这个提议大家都赞成。我嘱咐长荣，冬至时在我父母的墓碑上刻上几个小字：三子温跃胜陪伴父母。温泉抱着他三叔的骨灰，我们送跃胜回肥东他的“新家”。当温泉把他三叔的骨灰放到我父母的墓穴时，我从怀里掏出了三弟的手机，让温泉把它放到三弟的骨灰盒里，希望他在九泉之下能和他的亲朋们说说话吧！
　　三弟生前对我说，他那个大包里，有几十年拍的十万张摄影作品，冲洗出来的，也有一万多张。难怪他没能打开，他已经没有力气打开了，太重太沉，足足有50公斤！他的摄影作品精彩纷呈，令我刮目相看！他拍黄永玉，张张面部表情都和蔼可亲；他拍董卿候场，拍得很朦胧，很唯美，下面一行小字：距她一米远，如果用闪光灯，就错了；他拍郭台铭的特写，下面一行小字：议论他的人很多，见到他的人很少；他拍法国名模，下面一行小字说：她的鼻子很有特点，对吧？长期一个人孤独久了，他是在自言自语吗？他还花了几年时间泡在各类图书馆里，拍了一百多幅各种姿态、各种表现、各种神情的读书人。
　　我立即决定：下半年，要给三弟办一个摄影展！
　　我请了三位朋友做策展人：周志友、刘浩、曲航。周志友虽然不搞摄影，但他做过《艺术界》的主编，对艺术作品的审美要求很高，甚至苛刻；刘浩是老文化馆长，两年前他替我在包河区文化馆举办过一次书画展。他和三弟曾是同事，也是朋友，他说展览场馆没有问题；曲航是省摄影家协会的摄影家，与三弟是患难兄弟。两人曾结伴到农村去拍照片，摸爬滚打在一起。摄影展他办得多了去了，且可以放大制作。这样便搞定了。
　　三弟的突然离世，对我打击很大，我不能接受。我的脑海里老是浮现我俩在乡下喝稀粥的日月，挥之不去。现在，我日日夜夜沉浸在对三弟摄影作品的整理中，为他做点事，这才让我稍稍释怀。
　　三弟在生活上有些懒散，但对他爱好的摄影却非常执着而又勤奋。他的作品题材非常广泛而又独特，这个摄影展值得期待，一定会吸引很多观众，一定比我的书画展还要成功。
　　三弟你放心，你的事哥来办，你的遗愿哥来替你实现。你活得也太累了，你好好休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