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11月6日，陕西省榆林市佳县法院发布2023年第八批限制高消费名单，共纳入22名被执行人。记者注意到，这批名单中有两名未成年被执行人，身份证号码显示，两人分别是生于2007年的王某1和生于2009年的王某。
　　“限高令”本是惩戒失信被执行人的有力手段，但向未成年人发出“限高令”，不仅伤害了涉事未成年人，也削弱了司法权威性，让执法“剑锋”跑偏了。陕西榆林法院的做法，并非个例。2020年12月，河南郑州一名9岁女童被法院采取限制高消费的执行措施，引发舆论关注。此后，郑州金水区法院发布致歉声明。2023年5月，成都一名11岁未成年人，连续两年作为被执行人被法院限制高消费。
　　《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虽未区分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但其第二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决定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时，应当考虑被执行人是否有消极履行、规避执行或者抗拒执行的行为以及被执行人的履行能力等因素。未成年人显然不具有履行能力。在此类案件中，被执行人之所以是未成年人，多是其监护人原因造成的。
　　要知道，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为监护人犯错而“背锅”。
　　一些地方法院对未成年人发出“限高令”，让执法“剑锋”跑偏了，这不符合相关立法精神和善意文明执行理念，更暴露了相关司法部门法治意识淡薄的一面，显得荒诞、滑稽。对未成年人发出“限高令”，也削弱了司法权威性。
　　对未成年人发出“限高令”的法院，不仅要及时纠正错误，还要将给未成年人带来的伤害降至最低。比如对未成年人发出“限高令”，不仅给涉事孩子带来麻烦，还涉嫌侵犯了他们的肖像权、隐私权等合法权益。对此，权益受损的未成年人，可通过法律渠道进行维权，只有“打疼”侵权的相关部门，才能让他们吸取教训，也才能给其他管理部门以警示，杜绝此类事件一再发生。戴先任/文闵汝明/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