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汪曾祺的《伊犁闻鸠》，我真是大吃一惊。他先是说道在伊犁听到斑鸠叫声，勾起了他童年时在家乡闻见斑鸠的记忆。他的老家江苏高邮那是人人都知道的，他说：“我小时常常在将雨或将晴的天气里，谛听着鸣鸠，心里又快乐又忧愁，凄凄凉凉的，凄凉得那么甜美。我的童年的鸠声啊。”他还说，他的家乡有很多斑鸠。汪曾祺的人生阅历是丰富的，他后来到过许多地方，但他说：“昆明似乎应该有斑鸠，然而我没有听鸠的印象。上海没有斑鸠。我在北京住了多年，没有听到过斑鸠叫。张家口没有斑鸠。”最后他非常感慨地说：“我在伊犁，在祖国的西北边疆，听见斑鸠叫了。”他还将伊犁的斑鸠鸣声与他童年时听到的家乡斑鸠鸣声作了一番对比，说：“伊犁的鸠声似乎比我的故乡要低沉一些，苍老一些。”最后，他又用权威的口吻说：“有鸠声处，必多雨，且多大树，鸣鸠多藏于大树间。”
　　再读陈忠实的《家有斑鸠》，说的是他到家乡老屋小住，他回老家的第一天早晨就听到了斑鸠的叫声，他说：“这是一个始料不及的美妙的早晨。”这也勾起了他对童年的回忆：“我有记事能力的时候就认识并记住了斑鸠，斑鸠在我的滋水家乡的鸟类中，是最最不显眼近乎丑陋的一种鸟。灰褐色的羽毛，没有长喙和高足，没有动人的叫声。”然后他感叹：“整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我没有看见过一只斑鸠。”
　　两个人提供了一个共同的信息，那就是在几十年间，世界上忽然没有或少了斑鸠。查《中国鸟类图鉴》，中国的鸠类鸟共有21种，根据他们提到的鸟儿的叫声，汪曾祺描述的是“鹁鸪鸪——鸪”，陈忠实描述的是“咕咕——咕咕——”我一一鉴别，认为汪曾祺提到的是珠颈斑鸠，陈忠实提到的是山斑鸠，二者非常相似。而它们的分布范围和习性，《中国鸟类图鉴》这样描述珠颈斑鸠：“国内广布于华北及其以南，包括海南及台湾，为甚常见的留鸟，活动于各种生境，特别是人类聚居地附近的农田、林地、城镇及乡村等。轻柔的三声或四声一度的‘咕咕咕、咕——’声，最后一声明显拖长。”这样描述山斑鸠：“分布于亚洲中部、南部和东部。国内几见于全国，为常见留鸟。主要生境为林地及农田。鸣声一般为四度一声的‘咕咕、咕——咕——’声，前两者较为紧凑，后两声略为拖长。”
　　那么现在斑鸠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根据我自己的生活经验，近几年我到过成都、长沙、南京、杭州、西安，我都听到过斑鸠的叫声，而且它们都是所在城市最明显、最强烈的鸟鸣。我均住在市区，如果这样繁华大都市的闹市都能听到，何况城郊乡村呢？日常生活中，我天天上班骑车要经过一条约五公里长的河边公园路，在路上，惊起最多的鸟儿是斑鸠，而且斑鸠也常到我家来。我家住长江边一幢大楼的顶层，有一方28平米的露台，是斑鸠的落脚之地，它也是我观察最多的鸟儿之一。而且无论我到家周边方圆几十公里的什么地方，比如湖边，江边，河边，村庄，田野，草地，树林，小区，单位……可以说到处都能看到斑鸠，绝对不是汪曾祺说的那样“有鸠声处，必多雨，且多大树，鸣鸠多藏于大树间。”
　　有资料消息说，斑鸠目前的数量已超过麻雀的数量，根据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这个消息很可靠，因为我遇到的斑鸠确实比麻雀多，这跟斑鸠的繁殖力强有关，它一年能孵化二到三次，比绝大多数鸟儿要强；一年四季，就是在冬天，也能听到它们激情澎湃的求偶声。那么为什么在几十年间斑鸠就莫名地消失了呢？汪曾祺和陈忠实为什么就看不到听不到了呢？汪曾祺没有说，陈忠实说是“倾向于某种农药或化肥的种类性绝杀。这种普通的毫不起眼的鸟儿的绝踪，没有引起任何村人的注意。我以为在家院的周围也看不到斑鸠了。”除陈忠实说的这个原因外，另外还有对鸟儿的滥捕滥杀。以前我的家乡有道野味菜，就是腌斑鸠烧腌白菜，那时候打鸟是没什么人管的。秦牧在1982年发表的文章《南国鸟节》里提到：“我知道，现在能够偶尔听到鸟类的歌声，是因为保护鸟类的活动，正在进展的缘故。一九八○年，中国鸟类学会在大连宣布成立。去年，广东又把每年的三月二十日定为‘鸟节’。”也就是说，中国人爱护鸟类的意识和对鸟类的科学认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起步的。
　　不得不说，这些年对鸟类的认识是更为科学、更为理性了，法律的保护也更为绵密和有力了，人们的观念也大大进步了。我是这几年才爱上鸟儿的，我现在认识的鸟儿可能有上百种了。我非常欣慰自己生活在一个鸟类众多的时代，不必在“多大树”的地方，不必在“多雨”的地方，只要你留心，就能随处可见斑鸠，我用不着像汪曾祺和陈忠实那样伤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