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方石匾。右款小楷，为“鹤皋山长大人正”；匾心为正文，楷书，内容出自冯桂芬政论文《采西学议论》，乃冯桂芬对当年西学翻译“通事”的看法；左为落款：“录林一先生。次同治四年 燮臣孙家鼐”，下钤印两方：燮臣、孙家鼐印。右款中的“鹤皋山长大人”，指的是当时在汉江书院讲学的雷以諴。说起雷以諴，就不得不说一说汉江书院。
　　汉江书院是明代万历年间的学者葛寅亮创办的。太平军进入武汉后，将书院烧毁。同治元年（1862），湖广总督官文联合地方乡绅集资重建。同治三年（1864），孙家鼐出任湖北学政。此时江汉书院实行山长制，山长名雷（1806-1884），字春霆，湖北咸宁人。道光三年（1823）进士，历任刑部侍郎、太常侍读学士。太平天国时，在江北大营协办军务，积极替朝廷筹饷镇压太平军。同治元年（1862），因事被免职，开始其书院讲学生涯。孙家鼐题赠此匾，雷以諴正在江汉书院掌院，故称其为“山长大人”。
　　孙家鼐节录冯桂芬《采西学议论》关于“通事”一段，表明自己对“通事”身份的态度。在西学东渐的历史关头，为后人留下了当时封建士大夫对这一新鲜事物的典型看法。
　　通事，在当时是外交翻译兼顾问的角色。晚清时期的通事，一开始专指广州贸易制度下受行商管理、充当中外贸易之间的语言沟通人士。他们有的是曾经去过东南亚等地经商的华人，有的是跟随西方人在海外生活数年以后归国的华人、华侨，有的是长期生活在广州、香港、澳门等沿海地区的中国人，其成分复杂、水平不高，大部分人仅具备粗浅的外语口语表达能力，从现象上看，通事口操外语，成日与外国人为伍，被晚清官民普遍视为“汉奸”。
　　孙家鼐书录冯桂芳《采西学议》中的这段话，表明对这一观点的赞同。后经孙家鼐、冯桂芬、李鸿章等人的竭力提倡，北京、上海各地陆续兴办规范的翻译培训机构，培养出优秀的翻译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