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远包青天廉政文化公园。


　　原定远县衙内的包公井。


　 包青天廉政公园内的判虎台。

　 包公，名拯，字希仁，合肥人，于北宋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考中进士，前后为官26年，终年64岁。当时，人称包公、包龙图、包待制等，为宋代名臣，后世赞扬他是“包青天”，有关他的民间传说、影视作品、家风家教故事等甚多。目前，在包公出生地、安葬地以及为官地就建有肥东县包公纪念馆、合肥包孝肃公祠、定远县衙、肇庆（宋朝称端州）包公祠和包公井、开封府等纪念设施，可见包公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千百年来，包公之所以受到广大百姓的喜爱和传颂，是因其身上有诸多鲜明生动的闪光点和人物特质。
 　 包公之孝
　　宋朝时，常以孝行识人，包公更是以孝为本，与包公同朝为官的一代文宗欧阳修就曾评价包公“少有孝行，闻于乡里”。
　　因孝得荐。包公生于书香门第，父亲包令仪也是进士出身。“父母在，不远游。”年轻时，包公就在庐州香花墩发奋苦读。正因为包公品学兼优，颇得当时庐州知府刘筠赏识。包公后来考中进士，因父母年迈不愿远离，辞官不就，在天圣七年因刘筠举荐，包拯才同意在离家不远的定远当县令。
　　辞官侍亲。包公孝行最为人所称道的是辞官侍亲。包公二十八岁时一举中甲科进士，朝廷授官建昌知县。为了照顾父母，又要求改官和州税监；父母因年高“犹不乐远行”，包公毅然决然选择辞官归乡，侍养双亲，先尽孝后尽忠。因为包公做人的原则是：为父母尽孝之日苦短，而为国家尽忠之日方长。“后数年，亲继亡”，包公又为父母各守墓三年。就这样，包公奉亲尽孝整整十年，直到三十八岁时才接受朝廷差遣出任天长知县。
　　朝廷认可。包公孝名从其谥号也可得到佐证。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包公去世，《包公墓志铭》述其“竭力于亲，尽瘁于君”，追赠礼部尚书，谥孝肃。谥孝肃是指包公生前以孝为本、公廉正直、明信威严、勤政爱民。而“孝”在“肃”前，足见朝廷对其孝行的充分认可和褒扬。
　　包公之忠
　　从宋仁宗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始，包公正式从政。他尽忠职守，上忧庙堂，下安黎民，可谓勤政恤民，夙夜在公，是古代循吏的典范。从任定远令开始，包公先后知天长、知端州，接着进京任监察御史，继而出任京东路转运使、陕西路转运使，返朝任三司户部副使、知谏院，又知瀛州、知庐州、知池州，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三司使，最后做到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每到一处，都刚正不阿，政绩彰显。尤其是在做地方官的十年时间里，包公总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名副其实的父母官。
　　在端州时，为解决当地居民饮水问题，包公在城内外一共打了七口水井，百姓感激涕零，呼为“包公井”。
　　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包公回到家乡任庐州知州。他免除苛捐杂税、救济灾民、解决粮荒，为家乡人民办了许多好事。据司马光《涑水记闻》记载，一次，包公的从舅犯法，仗势霸占了乡民田产，因县、乡不便处理，对方告状到庐州府。包公刚正不阿、不徇私情，直接把从舅传到大堂审问，待弄清原由之后，按照当时律法，命衙役当堂把从舅打了一顿板子，并勒令退还所占人家田产。这就叫“外甥有理打得舅”，以后包公在家乡的亲戚故旧都不敢仗势欺人。
　　包公是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被任命权知开封府的。开封府是北宋管理首都的地方行政机关，属京畿要地，任务繁重。开封府的铜官印，因为磨损厉害，每年都要换一颗新的，每月用秃的毛笔就有一箱。包公刚一上任，正遇上开封连降大雨，造成惠民河水暴涨成灾。包公一面组织军民抗洪救灾，一面查找惠民河连年泛滥成灾原因，以便根治，永绝水患。经查，原来是京城中官僚权贵在惠民河上随意修建亭台楼榭侵占河道，造成水流不畅，形成堵塞所致。包公果断下令，将所有跨河的违建统统予以拆除，以疏浚河道，终于一劳永逸解除水患，百姓拍手称赞。
 　 包公之能
　　包公断案。断案是地方父母官的主要职责。包公断案如神，有案必破，史书记载的就有智断“冷清案”、速破“匿金案”、巧破“牛舌案”等。包公出任定远县令期间，还留下了《判虎》《断乌盆》《斩黑鱼精》《斗庞三甲》等20多个有关断案的民间传说故事。
　　出使契丹。宋仁宗于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任命监察御史包拯为贺契丹正使。包公胆识过人，大义凛然，多次机智化解契丹的捉弄和刁难，维护了北宋王朝的尊严利益，令契丹上下惊叹佩服。临别之际，契丹人心有不甘，再次挑衅。他们告知包公，说他们得到情报，雄州城（位于宋与契丹边界，属北宋）最近把东南方向的便门打开了，目的是引诱接纳契丹的叛逆者，想借以刺探契丹的情况，请宋廷作出解释。包公回来后，进行了详细了解，并向契丹作出正式答复，说：“雄州近日不曾开门”，并说：“此事不足凭。设使雄州诱纳奸细，自有正门出入，何必创开一门？北朝（契丹）涿州等处亦尝开门，本朝岂可言议？”包公一席话，义正辞严，有理有据，令契丹外交使臣无言以对，一场一触即发的外交冲突甚至战争就此化解。
　　为国理财。包公是宋代著名的政治经济改革家，前后六次担任三司户部副使、三司使等理财官。他一心为国为民，尽心竭力，做出了许多利国利民的重大贡献。他主张“以民为本，宽民利国”，“薄赋敛、宽力役，救荒馑，三者不失”。为此，包公采取免除百姓欠赋、开义仓赈济灾民、取消苛捐杂税等积极措施，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另外，包公上奏朝廷请求将“榷盐法”改革为“通商盐法”，改“科率”为“和市”，活跃了商品经济，减轻了百姓负担；北宋至仁宗时期，机构官员庞杂臃肿，部队士兵人多力弱，各项费用五花八门，国家已不堪重负，财政十分困难。针对这一弊端，包公采用“开源节流，勤俭持国”的政策。例如：包公令河北数百万顷牧马地由百姓租种，既让百姓得利，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时，包公停项目、裁冗兵、限“三公”、止内降（指皇帝乱批条子），大兴节流之道。开源节流的政策施行两年，成效显著，缓和了当时北宋财政紧张局面。
　　包公之廉
　　廉，既是包公的底色，也是包公的本色，更是包公的特色。同时，廉也是孝肃家风的核心内容。包公有句名言：“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他立朝刚毅，铁面无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是一代廉吏典范，后世为官楷模。
　　一诗一文显风骨。包公为后世留下的诗文不多，现在能够见到的是《书端州郡斋壁》和《包公家训》。包公留下的诗与文足以体现他的廉洁清正，洁身自好，也像他为人一样正气凛然。他在端州做官时，写过一首明志诗《书端州郡斋壁》：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在这首诗中，包公以“清心”“直道”作为自己为官的座右铭，并以“秀干”“精钢”自比，以史上人物自勉。
　　包公不仅清廉自守，躬身力行，“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而且特别注重对子孙后代及家族成员的警示教育，树家风，立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包拯集》）
　　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包公权知开封府后，改革诉讼制度，敞开府衙正门，允许百姓直接走上大堂告状，省去了原来状纸由衙役负责接收转呈、让百姓花钱找关系的麻烦，包公亲自接纳状纸和倾听苦主自陈冤屈，有案必破，不通关节，公正廉明，惩恶扬善，吏民畏服。当时京城传颂“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意思是老百姓如果打官司，再不用打通关节门路，因为有像阎罗一样的包公能为广大百姓做主。
　　“五百年来一瞻拜，慕公谁是继公人？”作为“立德、立言、立行”三不朽的著名历史人物，千百年来，包公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包公文化在海内外热度不减。作为包公故里，我们更应充分利用包公名人效应，打好包公金字招牌，深入挖掘包公“孝、忠、能、廉”等品质内涵，进一步宣扬包公文化和孝肃家风，使其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