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是楚人所作的、具有浓厚地方色彩和独特艺术风格的诗歌作品。楚亡后，秦汉时人便将收集到的楚人诗作称为“楚辞”。宋人黄伯思曰：“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屈原、宋玉等人的楚辞作品，在秦汉间一直为人们所喜爱，传习不衰。至西汉初年，楚辞已与《春秋》比肩而成为文人诵读、讲习的专门学问。
　　据《汉书·淮南王传》载，汉武帝曾使刘安作解说楚辞作品的《离骚传》，今世一些学者因之而考证，认为楚辞作品专集《楚辞》，应定名、成书于刘安及其门客之手。不过，今传最早的《楚辞》一书，乃是汉武帝时的刘向编集的。
　　《离骚》是屈原带自传性质的长篇政治抒情诗。《九章》共九篇作品，其中除《桔颂》一篇似为屈原早期作品外，余下八篇皆为屈原被疏见放时之作。朱熹《楚辞集注》谓：“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它以反复吟咏和直赋其事、直抒其情的方法，反映了诗人时代的楚国命运，从中可以真实地了解楚国当时的社会状况。
　　《天问》是屈原于流放期间所作的一首充满批判精神的长篇哲理诗，它一连串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涉及自然现象、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社会现实等方面，反映出屈原顽强探索真理的求实精神，体现了楚文化兼容南北文化所取得的思想成就。
　　《招魂》一诗采用民间流行的招魂词形式，“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在排比铺张的描写之中，反映了楚人因怀王之死而“如悲亲戚”的哀痛。司马迁明确指出屈原的创作产生于哀怨：“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但在反映现实和表达感情的深度和广度上，远超过了以往的诗歌，突破了前人“温柔敦厚”的诗教，并形成独特创作方法和艺术特色，将中国诗歌创作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后人通常以“骚”为楚辞的代称，并将屈原作品通称“屈骚”。比兴的创造性运用，是屈骚浪漫主义精神体现在表现手法上的突出特点。比兴是先秦南北民歌创作广泛运用的手法，如《汉广》《江有汜》等皆用有此法。但屈骚虽“依《诗》取兴”，却是以浪漫主义的丰富想象为基础的，因此有创造性的发展。
　　屈骚在诗歌形式上有着重大的革新和创造，它是在成熟的楚文化孕育下，总结以往南北民歌的创作经验而创造的新诗体。屈原之后的楚辞作家，则如《史记·屈原列传》所载：“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但是，唐勒、景差的楚辞作品早已失传。《楚辞章句》中收有“或言景差”之作的《大招》，也是非莫断。宋玉的楚辞作品，流传下来的则有《九辩》一篇。楚文学中的辞赋之作，还有荀子的《成相》辞和《赋》篇。荀子本为北方鸿儒，但他长年居楚，曾仕楚为兰陵令，并终老兰陵。他的《成相》辞和《赋》篇，就是晚年居楚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