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四十五年前的旧事。如今，回想起来，还是蛮有趣。
　　当年，到单位报到第一天，办好了一应手续，就被后勤科的胡老，带到一幢皖南小县城常见的民房中，踏进黑咕隆咚的老房内，胡老费了好大的劲，踮起脚尖，拉起一根油乎乎的电灯线。“啪嗒”一声，垂挂在堂心的那只白炽灯，有些朦胧地亮了起来。
　　眼前呈现的景象，让我这个农村来的十七岁青年，也目瞪口呆。昏暗的灯光下，蛛丝网占据了房间的各个角落。天花板上那些不知道哪个年代糊上去的报纸，悬挂在空中，掉不下来。
　　走在凹凸不平的地板上，惊得地板下的老鼠们，东奔西突，唧唧吱吱叫声不绝，似乎我是个侵略者，毫无理由地侵占了它们的地盘。
　　看到我惊慌失措的样子，司空见惯的胡老，对我说拖着余韵的上海腔：“房子破点，小点，乱点，总比在外头睡觉好！明天，帮你用报纸再糊一次。”
　　第二天，胡老捣了一脸盆面糊，攀高爬低地花了大半天时间，就像农村女人用碎布与竹衣褙鞋壳那样，把这间七平方米的斗室四边，以及天花板，都用报纸严严实实地褙了起来。
　　开始三四天，糨糊没有干透，晚上睡在床上，看着四周，报纸上的黑字就像一只只蝼蚁，爬满了整个房间，我躺在床上不敢睡，生怕那蝼蚁，会爬满我的一身。报纸干透之后，我再把十五瓦的灯泡，换成了三十瓦。那些挡尘遮丑的报纸，成了我的睡前读物。看得多了，我有些懊恼，糊墙时没有精心选好报纸，也没有按照阅读习惯，贴好报纸方位，看起来有点费事。我心里渐渐地盼着日子过得快些，等到过年除旧布新时，我也好不迟疑地再把房间精心地用报纸糊一遍。
　　后来这些报纸都是我精心挑选的，像《文汇报》的“笔会”，《解放日报》的“朝花”，《新民晚报》的“夜光杯”等，每晚走进自己的房间，我就像走进一本敞开的大书中，躺着看那些精美的文字。一年下来，许多精美的篇章，我几乎都能倒背如流。
　　我在这个报纸糊就的小房间中，住了十年，我也将这间小房间，用报纸常糊常新地糊了十年。我现今年过花甲，搬过五六次家，家中墙壁与天花板都精心装饰过，心中仍然眷恋着那些散发着油墨芳香的文字，也许，就是这段报纸糊过的岁月，喂养了我那段精神贫乏而又饥饿的日子，让我一生与文字亲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