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画就像一块钟表停留在了儿时的某段时光。
　　在儿时过年的章节里，张贴年画，是不可或缺的一章。虽然家家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但过年要是不买几张年画贴在家里的墙上，这年就像缺了主色调，无韵无味。
　　年画的内容广泛，种类很多。记忆里，当年有两幅年画是最受大家欢迎的。一幅是一个穿着红兜兜的胖娃娃，抱着一条大红鲤鱼。一幅是鹤发童颜面目慈祥的老寿星，拄着拐杖，照耀着满堂幸福儿孙的“富贵满堂”。
　　我清楚地记得，每年过完小年，母亲就带着全家人开始扫房擦窗，把家里的各个角落打扫得干干净净，忙完这一切就该上新华书店买年画了。我们家的年画都是由父亲负责操办，而我们兄妹三个跟着父亲屁颠屁颠地直奔新华书店。
　　一走进新华书店，把我们都看傻了。书店大厅人头攒动，棚顶横拉着长长的几道铁丝，上面一溜溜的悬挂着各种花花绿绿的年画，就像飘扬的万国旗。每一张年画下面贴一纸条，上面写着序号和价格。
　　我们跟着父亲在人堆里仰着头，一张张地瞅，一张张地看，看着看着就看花了眼，哪一张都好看，哪一张都想买。然而，任我们兄妹三个围着父亲咋咋呼呼，父亲就是不出手。现在想想，那时不比现在，买买买，刷刷刷，无论网上线下，自己喜欢的物品用手机一刷完事。而那时兜里的钱极其有限，有限的钱用项广泛，哪敢随便出手。
　　来回转了几圈之后，父亲挑好年画，走到柜台报上序号。服务员按照序号从盒子里把一张一张年画拿出来，卷好后再用黄色的纸绳系好。父亲付钱的功夫，我们兄妹三个欢天喜地把年画抱在怀里，大呼小叫地跑出书店。
　　贴年画是家中一桩大事，也是全家人都参与的一件最快乐的事。大年三十，母亲早早起来，用白面熬了点糨糊。全家人匆匆吃罢早饭，就开始忙着贴年画了。父亲把年画放在桌上展开，在年画的背面四周均匀刷上薄薄一层糨糊，接着双手捏起年画的两个上角站到板凳上，我双手扶着板凳，弟弟抱着父亲的双腿，母亲和妹妹则站在远处看高低、左右、歪正，指挥着父亲。
　　父亲贴年画的动作非常轻，贴好后，两手自上而下轻轻抹平年画，直到没有一丝皱纹。父亲抹平年画的动作就像平时抚摸我们的头，轻柔而温暖。贴好后，父亲从凳子上跳下来，站在远处仔细端详一番，会心的笑容也从他皱纹密布的眉眼间舒展开来。
　　贴完正墙贴两边侧墙。我们家是梨园世家，因此两侧墙上贴的都是戏曲年画，如《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杜鹃山》等。贴好年画，家里顿时亮堂起来，说是蓬荜生辉也不夸张。贴完年画，父亲又忙着在门上贴春联，在窗户上贴福字。用母亲的话说：“只有贴上年画、春联和福字，才算真正过大年。”
　　时过境迁，曾温暖和欢愉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年画，渐渐地从千家万户的墙上走了下来，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了。令人欣慰的是，2006年年画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保护与传承。2007年我作为一名省非遗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应邀参加了在四川绵竹市举办的首届中国（绵竹）年画节。在年画节期间，我目睹了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杨家埠、苏州桃花坞以及绵竹的年画，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看着一幅幅色彩艳丽、线条古拙的传统年画，我仿佛闻到了小时候看年画时那淡淡的纸墨清香，以及那份独有的与贴年画有关的温暖与欢愉！
　　回忆年画，就是安抚我们怀旧的心灵。守护年画，就是守护我们的传统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