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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东坡天柱山题刻说起
苏东坡在安徽天柱山石牛古洞（今属山谷流泉摩崖石刻群）有一方石刻，此题刻虽然已过千年，但字迹仍然清晰可见，其包含的道家思想依旧熠熠生辉。题刻全文“先生仙去几经年，流水青山不改迁。拂拭悬崖观古字，尘心病眼两醒然”。此刻为阴刻，呈竖排由右向左，其左侧落款“东坡”。全诗以寻访先贤遗迹为线索，表达了诗人对先贤的追思，对自然永恒的感叹，以及通过观览古迹获得精神启迪的感悟，透视出苏东坡的“精神道场”。
时空交织的哲思结构
题刻中的“几经年”（历史纵深）与“不改迁”（自然永恒）形成张力，暗合《赤壁赋》“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宇宙意识。诗中暗藏三重时间：仙人飞升的远古、先贤题刻的往昔、苏轼观览的当下，构成“神仙-古人-我”的时空链条。
“悬崖-古字”构成垂直空间，需仰视观摩，象征对精神高地的攀登，也含有对前贤的敬仰之意。“流水青山”的水平延展与悬崖的垂直陡峭，形成道家“山水含道”的意境场域。
“拂拭”的物理层面是清除苔藓辨认字迹，反映宋代文人“金石癖”的考古趣味。而精神层面，化用神秀“时时勤拂拭”的禅宗话头，暗示心灵修持；象征涤除心灵尘埃，寻求精神共鸣。
“古字”实指王安石治平三年（1066年）《题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等先贤题刻；虚指儒释道三教在崖壁上的文本叠压。天柱山摩崖现存400余方题刻中，苏东坡题刻与王安石《题石牛洞泉穴》、黄庭坚《题山谷石牛洞》共同构成“宋三家”的书法现场。这些石刻不仅是文学遗产，更是北宋文人以山水为道场的实证。
“先生仙去”：既指曾题刻于此的先贤如唐代李翱、北宋王安石等；亦暗喻道家羽化登仙的理想。苏轼在《次韵韶倅李通直》中直言：“欲从抱朴传家学，待我丹成驭风去”，显露出对道家炼丹飞升的憧憬。“几经年”以时间流逝凸现仙踪渺远，营造出追慕之情。以“流水青山不改迁”与首句“仙去”形成对比，以山水永恒反衬人事无常，暗喻道法长存，也体现了苏东坡豁达哲思。
“尘心”指尘世杂念，也有暗指党争带来的精神疲惫；“病眼”实指苏东坡晚年眼疾（《眼医王彦若说》可证），亦暗喻认识局限。在《仇池笔记》中，苏东坡多次记载以泉水洗眼治病。“尘心病眼”，结合苏东坡晚年患眼疾的实况，以及道家“涤除玄览”的修心传统，体现其通过自然与古迹疗愈身心的实践。
“醒然”是双关，既指看清石刻文字，更指心灵豁然开朗，暗指道家“澄心见性”的悟道境界。“醒然”顿悟，与庄子“坐忘”、禅宗“明心见性”相通，反映苏东坡融合道禅的哲学境界。
精神道场的第三空间
天柱山，位于皖国古城的边角之地，地处江淮平原，四相勾连，八方呼应，水陆交通畅达，虽幽深而无登高之苦，虽奇丽而无柴米之匮。对于那些追求出世，又流连入世的儒官，一个被都市喧嚣环抱的宁静，一个沉入大俗之中的大隐，确实是归属地的最佳选择。谁也不可能真正脱离这个世界，只要偏守一隅，享受这相对的宁静，又离自己治世报国的梦想不远，这便足够了！
天柱山自南北朝特别是隋唐以后，佛道两教都非常兴盛。佛教的二祖、三祖、四祖都曾在此传经，享有“禅林谁第一，此地冠南州”的盛誉。在道教方面，天柱山是道教“第十四洞天，五十七福地”，天柱山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地维”，是“九天司命真君”的居住地。早在公元前106年，汉武帝曾到天柱山祭祀，封其为“南岳”，虽隋朝后南岳之名移于衡山，但其仙山气质未减。
这种山水化了的宗教，理念化了的风物，最能使那些有悟性的文人畅意释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李白、王安石、黄庭坚等皆曾赋诗天柱山，寄情山水间。李白，“待吾还丹成，投迹归此地”仅表仙趣；王安石，“穷幽深而不尽，坐石上以忘归”，一个以高栖林泉自怡的隐士；黄庭坚，结庐山谷读书，以“山谷道人”自号，偏重禅修。但苏轼不同于他们，独特在于：融合仕途失意与道家超脱，提出“卜居”的具体生活构想，更具现实与精神的交织性。
熙宁七年（1074年），苏东坡送柳子玉（柳瑾）前往舒州（今潜山）灵仙观任职，所作《送柳子玉赴灵仙》诗曰：“世事方艰便猛回，此心未老已先灰。何时梦入真君殿，也学传呼观主来。”熙宁十年（1077年）又送友人王仲素（名景纯）赴任灵仙观，在《赠王仲素致仕提举灵仙观》诗中曰：“他年若访潜山居，慎勿逃人改名字”，两诗相继表达了对潜山的向往和隐逸之思，将天柱山视为精神归宿。元祐八年（1093年），苏东坡终于来到潜山县，邂逅老朋友张商英和苏子平，一同游览了天柱山。事后，写了《灵仙观》《游潜山叙记苏子平》等诗。
在《游潜山叙记苏子平》诗中写道：“少年相别老相逢，月满潜山照肺胸。恩录破除仙录在，世缘消灭道缘浓。”此诗反映了苏东坡历经沧桑后心境，展现了诗人晚年对道家隐逸思想的深刻体悟、以及与天柱山的特殊道缘。
苏东坡通过实地考察以及与许多舒州（潜山）朋友交往，对舒州山水、环境和风俗等都有了较深的认知，所以到晚年六十五岁时，即元符三年（1100年）从海南儋州北归途中，就明确地给舒州朋友、中医李惟熙写信道：“偶得生还。平生爱龙舒（宋代舒州别称）风土，欲卜居为终老之计。”并请代为在舒州置一点田产，现今在安徽天柱山山谷流泉中的建筑“东坡别业”即由此而来。苏东坡在《与李惟熙书》中言词可谓字真意切，“卜居潜山”历久弥坚。“卜居潜山”的执念，在《次韵韶倅李通直》体现得更加强烈、也更加直接。
北归途中在韶州（今广东韶关）与李通直（李惟熙）重逢，忆及旧事，再次表达归隐天柱山（舒州潜山）的愿望，并做了“筑居”安排。在《次韵韶倅李通直》诗中欣然写道：“青山袛在古城隅，万里归来卜筑初。会见四山朝鹤驾，更看三李跨鲸鱼。欲从抱朴传家学，应怪中郎得异书。待我丹成驭风去，借君琼佩与霞裾。”从诗中可以看出，一生仕途坎坷的苏轼，在经历了大起大落之后，更多地把情寄托于归隐，而他念念不忘的天柱山，正是最理想的地方。说来十分巧合的是，苏东坡一生最后一个官职竟是“舒州团练副使”，看来连上天也有意成全他的“终老之计”了。
苏东坡深厚的道家修为，铸就了“清旷疏放、风调豪恣，宠辱不惊、安享当下”的人生态度，赢得“坡仙”的雅称。苏东坡出生于山（眉山），一生爱山，他对天柱山的眷恋，实质是对“人间仙境”的寻找——既非纯粹避世，亦非单纯慕仙，而是试图在政治沉浮中，通过山水与道文化建构一个安顿心灵的“第三空间”。既不完全归隐，也不沉溺仕途，而是在天柱山寻找一种“戴着官帽修行”的中间道路。苏东坡的这种尝试，实为后来元代“吏隐”风气之先声。
时空交织的哲思结构
题刻中的“几经年”（历史纵深）与“不改迁”（自然永恒）形成张力，暗合《赤壁赋》“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宇宙意识。诗中暗藏三重时间：仙人飞升的远古、先贤题刻的往昔、苏轼观览的当下，构成“神仙-古人-我”的时空链条。
“悬崖-古字”构成垂直空间，需仰视观摩，象征对精神高地的攀登，也含有对前贤的敬仰之意。“流水青山”的水平延展与悬崖的垂直陡峭，形成道家“山水含道”的意境场域。
“拂拭”的物理层面是清除苔藓辨认字迹，反映宋代文人“金石癖”的考古趣味。而精神层面，化用神秀“时时勤拂拭”的禅宗话头，暗示心灵修持；象征涤除心灵尘埃，寻求精神共鸣。
“古字”实指王安石治平三年（1066年）《题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等先贤题刻；虚指儒释道三教在崖壁上的文本叠压。天柱山摩崖现存400余方题刻中，苏东坡题刻与王安石《题石牛洞泉穴》、黄庭坚《题山谷石牛洞》共同构成“宋三家”的书法现场。这些石刻不仅是文学遗产，更是北宋文人以山水为道场的实证。
“先生仙去”：既指曾题刻于此的先贤如唐代李翱、北宋王安石等；亦暗喻道家羽化登仙的理想。苏轼在《次韵韶倅李通直》中直言：“欲从抱朴传家学，待我丹成驭风去”，显露出对道家炼丹飞升的憧憬。“几经年”以时间流逝凸现仙踪渺远，营造出追慕之情。以“流水青山不改迁”与首句“仙去”形成对比，以山水永恒反衬人事无常，暗喻道法长存，也体现了苏东坡豁达哲思。
“尘心”指尘世杂念，也有暗指党争带来的精神疲惫；“病眼”实指苏东坡晚年眼疾（《眼医王彦若说》可证），亦暗喻认识局限。在《仇池笔记》中，苏东坡多次记载以泉水洗眼治病。“尘心病眼”，结合苏东坡晚年患眼疾的实况，以及道家“涤除玄览”的修心传统，体现其通过自然与古迹疗愈身心的实践。
“醒然”是双关，既指看清石刻文字，更指心灵豁然开朗，暗指道家“澄心见性”的悟道境界。“醒然”顿悟，与庄子“坐忘”、禅宗“明心见性”相通，反映苏东坡融合道禅的哲学境界。
精神道场的第三空间
天柱山，位于皖国古城的边角之地，地处江淮平原，四相勾连，八方呼应，水陆交通畅达，虽幽深而无登高之苦，虽奇丽而无柴米之匮。对于那些追求出世，又流连入世的儒官，一个被都市喧嚣环抱的宁静，一个沉入大俗之中的大隐，确实是归属地的最佳选择。谁也不可能真正脱离这个世界，只要偏守一隅，享受这相对的宁静，又离自己治世报国的梦想不远，这便足够了！
天柱山自南北朝特别是隋唐以后，佛道两教都非常兴盛。佛教的二祖、三祖、四祖都曾在此传经，享有“禅林谁第一，此地冠南州”的盛誉。在道教方面，天柱山是道教“第十四洞天，五十七福地”，天柱山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地维”，是“九天司命真君”的居住地。早在公元前106年，汉武帝曾到天柱山祭祀，封其为“南岳”，虽隋朝后南岳之名移于衡山，但其仙山气质未减。
这种山水化了的宗教，理念化了的风物，最能使那些有悟性的文人畅意释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李白、王安石、黄庭坚等皆曾赋诗天柱山，寄情山水间。李白，“待吾还丹成，投迹归此地”仅表仙趣；王安石，“穷幽深而不尽，坐石上以忘归”，一个以高栖林泉自怡的隐士；黄庭坚，结庐山谷读书，以“山谷道人”自号，偏重禅修。但苏轼不同于他们，独特在于：融合仕途失意与道家超脱，提出“卜居”的具体生活构想，更具现实与精神的交织性。
熙宁七年（1074年），苏东坡送柳子玉（柳瑾）前往舒州（今潜山）灵仙观任职，所作《送柳子玉赴灵仙》诗曰：“世事方艰便猛回，此心未老已先灰。何时梦入真君殿，也学传呼观主来。”熙宁十年（1077年）又送友人王仲素（名景纯）赴任灵仙观，在《赠王仲素致仕提举灵仙观》诗中曰：“他年若访潜山居，慎勿逃人改名字”，两诗相继表达了对潜山的向往和隐逸之思，将天柱山视为精神归宿。元祐八年（1093年），苏东坡终于来到潜山县，邂逅老朋友张商英和苏子平，一同游览了天柱山。事后，写了《灵仙观》《游潜山叙记苏子平》等诗。
在《游潜山叙记苏子平》诗中写道：“少年相别老相逢，月满潜山照肺胸。恩录破除仙录在，世缘消灭道缘浓。”此诗反映了苏东坡历经沧桑后心境，展现了诗人晚年对道家隐逸思想的深刻体悟、以及与天柱山的特殊道缘。
苏东坡通过实地考察以及与许多舒州（潜山）朋友交往，对舒州山水、环境和风俗等都有了较深的认知，所以到晚年六十五岁时，即元符三年（1100年）从海南儋州北归途中，就明确地给舒州朋友、中医李惟熙写信道：“偶得生还。平生爱龙舒（宋代舒州别称）风土，欲卜居为终老之计。”并请代为在舒州置一点田产，现今在安徽天柱山山谷流泉中的建筑“东坡别业”即由此而来。苏东坡在《与李惟熙书》中言词可谓字真意切，“卜居潜山”历久弥坚。“卜居潜山”的执念，在《次韵韶倅李通直》体现得更加强烈、也更加直接。
北归途中在韶州（今广东韶关）与李通直（李惟熙）重逢，忆及旧事，再次表达归隐天柱山（舒州潜山）的愿望，并做了“筑居”安排。在《次韵韶倅李通直》诗中欣然写道：“青山袛在古城隅，万里归来卜筑初。会见四山朝鹤驾，更看三李跨鲸鱼。欲从抱朴传家学，应怪中郎得异书。待我丹成驭风去，借君琼佩与霞裾。”从诗中可以看出，一生仕途坎坷的苏轼，在经历了大起大落之后，更多地把情寄托于归隐，而他念念不忘的天柱山，正是最理想的地方。说来十分巧合的是，苏东坡一生最后一个官职竟是“舒州团练副使”，看来连上天也有意成全他的“终老之计”了。
苏东坡深厚的道家修为，铸就了“清旷疏放、风调豪恣，宠辱不惊、安享当下”的人生态度，赢得“坡仙”的雅称。苏东坡出生于山（眉山），一生爱山，他对天柱山的眷恋，实质是对“人间仙境”的寻找——既非纯粹避世，亦非单纯慕仙，而是试图在政治沉浮中，通过山水与道文化建构一个安顿心灵的“第三空间”。既不完全归隐，也不沉溺仕途，而是在天柱山寻找一种“戴着官帽修行”的中间道路。苏东坡的这种尝试，实为后来元代“吏隐”风气之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