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初严酷的政治生态中，一位合肥士子以“精核出纳”的务实与“端谨廉励”的操守，历经洪武至宣德五朝，最终官拜南京礼部尚书，成为明代合肥籍文官之冠。他既见证过郭桓案的腥风血雨，也参与过永乐迁都的皇皇大典；既在山西险径上为盐运民生奔走，也在礼部堂宇间为科举取士把关。蔚绶，这位被杨士奇誉为“老成人”的官僚标本，其人生轨迹恰是明初士大夫“在朝尽忠，在野守节”的典范。
　　蔚绶，字文玺，南直隶庐州（今安徽合肥）人。按杨士奇《东里集·送蔚尚书致事序》记载，蔚绶生于至正十六年（1356年），洪武十八年（1385年）以明经荐为户部度支主事，当时年仅二十九岁。
　　明初政治环境严苛，蔚绶任职不久，户部即爆发洪武三大案之一的郭桓案。同乡兼同僚户部主事孙镇因上疏朱元璋称此案牵连过广而被责罚。蔚绶不顾政治风险，毅然决定上疏为孙镇辩解，最终使孙镇仅被戍边云南，免予遭受更重的处罚。
　　尽管蔚绶未被牵连进郭桓案，但他与户部尚书茹太素等人仍因“故推阘茸，将应施行事务故不施行”被朱元璋斥责，此事被载入《御制大诰·户部行移不实第六十七》。然而，蔚绶以“精核出纳，下人不得缘以为奸”的务实作风，逐渐赢得信任。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春正月，明太祖朱元璋下令设置山西解州运盐站，命令蔚绶、刘匀等户部官员亲自前往解州勘测地形，开拓道路。蔚绶在勘测后上疏，认为从山西经黄河过三门峡水势过于险恶，运输难度极大，可以利用河北原有的运输道路进行运输。但路从盐站至白浪渡有二百四十里，而且“历年既久，草木丛塞”，如果开拓这条旧路，需要每三十里置用车辆，那么将“趱运甚便”。朱元璋认可了这条建议，此举降低了大量运输人员的无必要伤亡，可谓务实为民。此后蔚绶因工作勤恳有能，被升任为户部员外郎。
　　建文年间，蔚绶因“克著能声”升任山西布政使司右参政（从三品）。永乐二年（1404年），针对河东盐积压问题，他上奏建议增加商人盐引以减轻民力负担，得到明成祖朱棣采纳，山西百姓因此受益。
　　永乐六年（1408年），蔚绶被召回顺天府，擢为户部右侍郎，后改授礼部右侍郎（正三品）。时任礼部尚书吕震虽才干出众但性格专断，蔚绶却能与之和谐共事，吕震对其也非常尊重。因为居官谨慎，所以朱棣多次让他负责贡举事务，担任廷试提调官。他恪尽职守，不徇私情，为国家选拔了大量人才，后世称其在任“类多得人”。
　　永乐十六年（1418年），朱棣派遣皇太子朱高炽代祭天地，蔚绶奉命复命。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正式迁都北京，蔚绶以礼部右侍郎掌礼部事。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他上奏请求赐予四川、云南考生夏衣，体现其对学子的关怀。
　　洪熙元年（1425年），当年的皇太子朱高炽登基为帝，他对蔚绶依旧礼遇有加，其进香辞归后，朱高炽下令赐钞六十锭。不久任命蔚绶为南京礼部尚书（正二品）。宣德五年（1430年），时年七十三的蔚绶引古例伏阙上疏请求致仕，明宣宗赐钞万缗与官船作为蔚绶返乡的行缠，礼部昔日的同僚都前来送行。
　　宣德六年（1431年）十月，蔚绶在家乡合肥去世，朝廷特地赐予祭葬，命有司治葬事，安葬于庐州府时雍门外李花桥侧，并于落水桥设蔚公祠，春秋皆有秀才生员致祭。正统年间，朝廷追封其父蔚可立为礼部尚书。
　　今日合肥小东门外，李花桥侧的尚书墓冢已难寻踪迹。蔚绶的沉寂与包拯的显扬，或许正揭示了中国政治文化中“能吏”与“清官”的永恒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