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温回暖，春意盎然，到处挤满探春、赏花的旅人。早在先秦时期，探春、赏花已成民间的一个重要习俗，《诗经·国风·郑风·溱洧》有“赠花”场景：“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西汉至晋代，探春、赏花依旧属个人行为。隋炀帝时，牡丹由野生移栽至皇家林苑，仅少数人才有观赏资格。宋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云：“自唐则天以后，洛阳牡丹始盛。”唐文宗时宰相、著名诗人舒元舆《牡丹赋》序言说得更具体：“天后之乡西河也，有众香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异。天后叹上苑之有阙，因命移植焉。由此京国牡丹，日月寝盛。”武则天堪称“赏花经济”的肇始者。
　　当然，唐代赏花的高手还在民间。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下谓：“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骑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唐朝“白富美”乘车骑马、自带食材和帐篷到野外办“探春宴”、设“裙幄”。当时，西安的年轻女子遇名花则以草地为席，四面插上竹竿，再将裙子连结起来挂于竹竿，设饮宴幕帐。这种野宴被时人称为“裙幄宴”；这些时尚的女子还乐于“斗花”，就是她们游园时，竞赛谁
　　佩戴的鲜花名贵、漂亮就赢。为在“斗花”中显胜，这些女子不惜重金急购各种名贵花卉，直接推动“花卉经济”快速发展。对此，唐代诗人白居易作诗咏叹：“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
　　与年轻女子赏花玩“裙幄”“斗花”相比，唐朝公子哥们则玩起了“看花马”。《开元天宝遗事》卷上载：“长安侠少，每至春时结朋联党，各置矮马，饰以锦鞯金络，并辔于花树之下往来，使仆从执酒皿而随之，遇好囿即驻马而饮”。即使下雨天，这些公子哥们唐朝富家子弟探春遇雨则携带“油幕”出行，也是“尽欢而归”，他们进一步光大了“赏花经济”。
　　与唐代公子哥、大小姐炫酷的“赏花”相比，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宋朝出现了“收灯毕，都人争先出城探春”的景象。宋代地方官员为推动“赏花经济”快速发展，还牵头举办“万花会”。元祐七年（1092年），苏东坡知扬州，“正遇花时，吏白旧例，公判罢之，人皆鼓舞欣悦”。赏花收门票也始于宋，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谓：“魏氏池馆甚大，传者云：此花初出时，人有欲阅者，人税十数钱，乃得登舟渡池至花所，魏氏日收十数缗。”如此一来，门票、摊位、餐饮、花卉消费等一应俱全，构成了完整的“赏花经济”。